備受關注的“廣東肇慶廣寧交警隊長兒子肇事逃逸不起訴”事件，在肇慶市聯合調查組宣布介入兩個多月后，再次發生戲劇性變化——對受害者程某群的傷情鑒定，從“輕傷”變“重傷”后，又變為了“輕傷”。

另外，就在今日(8月18日)，負責該案的肇慶市聯合調查組對外發布了情況通報，梁某勇飲酒后駕駛車輛肇事逃逸并指使他人作偽證，涉嫌妨害作證罪已被逮捕;廣寧縣公安局交警大隊綜合中隊中隊長梁某淦(梁某勇繼父)、當時分管交警工作的廣寧縣公安局原政委邱某智、廣寧縣檢察院副檢察長陳某明等公職人員涉嫌違規干預案件查辦，已被立案審查調查。

消息一出，引發了很多解讀。在此之前，該案就因很多“疑點”成為熱門話題，如“去年1月11日20時發生的車禍，次日上午才找到肇事者梁某勇并進行酒精檢測，結果酒精含量為0mg/100ml”，如今年5月10日通報稱不起訴，5月18日又以當事人涉嫌酒駕肇事逃逸將其刑拘……

這里面，對程某群的傷情鑒定從“輕傷”變為“重傷”，也成了很多人質疑的靶心：最初的“輕傷一級”認定，是否是在庇護肇事者，有無人為干預?

在此背景下，當地聯合調查組公布新傷情鑒定結果，又給出“輕傷”認定，難免激起很多人的負面想象。不過，因為第三次傷情鑒定結果有利于肇事方，就認為有掩蓋之嫌，未免有些想當然了。

從程序上看，肇慶市人民檢察院委托中山大學法醫鑒定中心進行的第三次傷情鑒定，不僅有肇慶市聯合調查組相關人員，還有第一、二份鑒定單位人員和鑒定專家組成員參加公開聽證，其結論未必是輕易得來。而且，法律并未明文禁止反復多次的鑒定。

傷情鑒定要的是實事求是，而不是為了懲治肇事逃逸者“把輕的說成重的”。肇事逃逸者當然必須嚴懲——無論其身份是什么。但也得是依法嚴懲，他該擔什么責任得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所以，公眾對傷情鑒定的反復有疑慮可以理解，但不能說有“反轉”就是顛倒是非。

而圍繞傷情鑒定展開的爭議，對有關方面也是一種警示：該案中的第三次鑒定，是在遺體火化后進行的，縱有科學依據也確授人以柄。如果鑒定沒有次數要求，無窮無盡的委托或者申請鑒定，到底哪次最有說服力，很難有結論，所以鑒定意見必須縝密。

若進一步思考，公眾聚焦“傷情鑒定反轉史”是因為情況確實少見，但就該案而言，重傷或輕傷認定未必是案件的關鍵問題。

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鑒定意見只是刑事案件的證據之一，刑事裁判不能僅僅依據一份鑒定意見得出結論。“如果輕傷一級的鑒定結果被采納，那肇事者很可能不用負刑事責任了”，這份擔心未必正確，也罔顧了其他情節對定性的影響。

刑法第133條對交通肇事罪的規定是，“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雖然依據司法解釋，只有肇事者交通肇事造成被害人1人重傷，并負主要責任的情況下，加之肇事后逃逸的，才能承擔刑事責任，但本案不能脫離被害人最終死亡這一結果討論責任承擔。

即使鑒定意見顯示是當時造成“輕傷”，如果這種輕傷與最后死亡結果之間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那同樣符合交通肇事造成1人死亡(負主要責任)就要追究刑責的要求。因此，除了“輕傷”與“重傷”的討論外，更需要論證的，是交通肇事行為與被害人的死亡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據第三次鑒定，本次交通事故損傷及手術治療均可對被鑒定人程某群身體健康造成傷害，也對其白血病的治療進展及效果存在一定的不利影響。外傷與被鑒定人的死亡無直接因果關系，但存在不利影響(輕微因素)。

刑法上的因果關系主要是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刑法承認“一果多因”的因果關系，刑事責任也不限于直接因果關系。也就是說，該鑒定意見并不能否定交通肇事行為與被害人最后不治身亡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加上肇事者具有肇事后逃逸這一嚴重情節，對其追究刑事責任的可能性仍不小。

該案傷情鑒定反復，尤其是最后認定為“輕傷”，或許跟很多人的預期不一樣。說到底，傷情鑒定和其他物證證明力的判斷，重在程序正義、體現事實本位，而不是迎合某些情緒。但要注意，在熱門的爭議性案件上，傷情鑒定的公平性要讓公眾看得見，也經得起質疑。(金澤剛)

關鍵詞： 輕傷-重傷-輕傷 隊長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