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蔣勝男建議,逐步放開公務員錄用的“35歲門檻”。倡導全社會招工消除職場年齡岐視,幫助再就業人群打破35歲年齡限制。蔣勝男表示,35歲處在就業盛年,“剛畢業工作幾年,結婚有了孩子,父母可能已經退休,正好是最需要用錢的時候。”公務員考試取消35歲門檻限制,將對全社會起示范性作用,成為社會組織、個體行為的參照準繩,有利于解決就業市場年齡岐視,對于全民生育婚戀養老和社會心態都有著巨大影響。
這不是蔣勝男第一次提這個建議。去年3月7日,話題#建議公務員考試打破35歲門檻#沖上熱搜第一,就源于蔣勝男的這條條建議。而在此之前,也有多位代表委員建議逐步放開公務員錄用的“35歲門檻”。在媒體發起的一項投票調查中,70%的網友投票支持這一建議。年年提的公務員考試“35歲門檻”到了該落的時候了。
《公務員錄用規定》第十八條明確,報考公務員年齡應當十八周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經省級公務員主管部門批準,可以適當調整。這個規定已經越來越不適應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有必要打破門檻,逐步放開公務員錄用的“35歲門檻”。
首先,“35歲門檻”不符合中央關于干部選拔工作的“不唯票、不唯分、不唯GDP、不唯年齡”四個不唯要求。年齡和能力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關系,所謂35歲考進來的人,要花費較多的時間與精力照顧家庭,會影響到工作效率的提升;身體的各項機能下滑,不能承擔加班、熬夜的繁重工作壓力;可能很快就面臨晉升的天花板,也很快就沒了積極奮斗的動力,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在政府機關變相養老......這些理由更多是經驗主義之談,既缺少科學的數據分析,也從來沒有實踐證實。退一步說,即使存在“35歲惰性”,那也是管理制度的問題,而不是年齡的問題,創造公平競爭比年齡限制更能激發創新活力。
其次,“35歲門檻”不符合人力資源配置發生變化帶來的新要求。“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已無懸念,而年輕人力資源無限供給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了,而青年人的擇業觀在變化,更多青年人已經不再把公務員作為就業首選。報考公務員年齡限制在35歲以下,已經不能滿足有為政府高質量管理服務的要求。
再次,“35歲惰性”不利于人才的優化配置。35歲到45歲的人,仍然是年富力壯的時候,是社會的支柱。他們來自社會的各個領域,其對社會治理的思考,都有獨到的視角。這些人和青年人組合在一起,更有利于政策設計實施的完善化、精準化和公正化。同時,放寬“35歲門檻”對企業招聘也能夠起到示范引領的作用,可以緩解35周歲職場“生死線”的焦慮。
最后,“35歲門檻”不利于調動基層公務員的積極性。半月談在基層調查中發現,許多年輕的公務員在基層工作時之所以沒法“安下心來”,過于嚴格和偏低的年齡要求是很重要的一個現實原因。一些新入職的基層公務員早早地把重心放在了備考之上,到基層不是想著怎么更好地開展工作,而是考慮如何留足備考的時間。
事實上,近年來,“35歲門檻”已經在一些地方出現松動。有部分省市,已經在省(市)直遴選時,將年齡要求調整為40周歲以下,實際推行中基層反響很好2021年的鄉鎮公務員考試,一些特殊崗位要求考生的年齡可以放寬至40周歲;國家對于2022年應屆碩士、博士研究生(非在職人員),放寬到40周歲以下;山東這些年的事業編考試,普遍將年齡放寬到40周歲......相信隨著各地高質量發展,“35歲門檻”會更加松動。與其讓各地小心探索,還不如大膽放開限制。比如,放寬到42--45歲,至于政府可能擔心的退休金和工齡問題,只需要擬訂社保接軌方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