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符合正當防衛成立條件的，堅決依法認定，切實矯正“誰能鬧誰有理”“誰死傷誰有理”的錯誤傾向，堅決捍衛“法不能向不法讓步”的法治精神。

丈夫到妻子的工作單位毆打她時，妻子同事仗義相助，上前制止，單位保安和其他工作人員見狀也一并將丈夫控制，按壓在地，并打電話報警。沒想到，民警到達現場后發現丈夫已經死亡。近日，中國檢察網公布一則不起訴決定書，引發了網友關注。檢察院認為，阻攔丈夫家暴的妻子同事楊健(化名)，行為不構成犯罪，依法決定對其不起訴。

此案經過兩次退回偵查機關補充偵查，偵查機關兩次補查重報，可見在偵辦過程中，是存在爭議的。不過，咸陽市渭城區檢察院最終還是認定楊健的行為不構成犯罪，依法決定對其不起訴。結合具體案情來看，這一決定合法合情合理，既堅守了法律、維護了正義，同時也具有標志性意義，提振了公眾對見義勇為的信心。

從過往經驗看，哪怕是見義勇為，如果造成對方死亡的后果，通常也會被認為是防衛過當，需要承擔一定的刑事責任。畢竟在我們的傳統觀念中，人死為大，只要人死了，另一方有理也變得無理。但事實上，在見義勇為的過程中，制止暴力的行為究竟是正當防衛還是防衛過當，應當考量具體情境，而不能一概而論。

就此案而言，檢察院的解釋是非常充分和有力的。首先，家暴男明知自身有較嚴重的高血壓性心臟病及冠心病，仍然醉酒前往公眾場合滋事，自身存在明顯過錯。其次，心臟病是造成家暴男死亡的直接原因，但楊健與其素不相識，不能預見到其患有嚴重的心臟病。最后，在見義勇為的過程中，楊健同時也遭到家暴男對其面部和眼鏡的撕咬，反擊是基于其自身正在受到不法侵害。換言之，倘若楊健知道家暴男患有嚴重的心臟病等疾病，或者在其停止暴力行為后繼續出手，則對其死亡要承擔一定的責任，但在這起案件中，這樣的條件并不具備。

不得不提的是，在這起案件中，檢察院之所以認定正當防衛，和兩高及公安部2020年出臺的《關于依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的指導意見》有著直接的關系。最高法特別強調，在判斷不法侵害的危害程度時，不應當苛求防衛人必須采取與不法侵害基本相當的反擊方式和強度，更不能機械地理解為反擊行為與不法侵害行為的方式要對等，強度要精準。也就是說，區分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不能唯結果論，更不能要求防衛行為必須精準無誤。因為在發生暴力沖突的混亂情形下，一個人很難保證自己的行為“剛剛好”。因此，防衛行為雖然超過必要限度但并不明顯的，不能認定為防衛過當。

指導意見的出臺以及相關司法解釋，意義重大，喚醒了寫在刑法中的正當防衛制度，讓地方法院和檢察院敢于在司法實踐中作出正當防衛的認定。很長一段時間，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之間的模糊，打擊了公眾見義勇為的積極性，也導致了許多英雄流血又流淚的悲劇。譬如有人見義勇為，卻因為造成傷亡而面臨牢獄之災。問題是，面對手持兇器、窮兇極惡的歹徒，如何才能做到在不使用暴力的情況下制伏歹徒?厘清罪與非罪、正當還是過當，明確兩者之間的標準，在于歡案及昆山龍哥案后，終于提上法律議程。

回到此案本身，面對同事遭到其醉酒丈夫的毆打，出于同事情誼挺身而出，尤其是在“清官難斷家務事”、多數人會選擇袖手旁觀的現實語境下，顯得尤其可貴，而且他制止暴力的行為也沒有超出必要限度，理應受到法律的保護和褒獎。正如最高法所言，對于符合正當防衛成立條件的，堅決依法認定，切實矯正“誰能鬧誰有理”“誰死傷誰有理”的錯誤傾向，堅決捍衛“法不能向不法讓步”的法治精神。這起案件，就是這一法治精神的最好體現。

關鍵詞： 誰死傷誰有理 見義勇為的保護 符合正當防衛 同事仗義相助 阻攔丈夫家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