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納粹禮,聽納粹音樂,自稱是希特勒的黨衛隊??這種常常由處于德國社會邊緣的右翼激進團體針對“第三帝國”進行的拙劣模仿舉動,卻出現在德國最精銳的特種部隊(KSK)的內部活動上。
德國聯邦軍事情報局7月初公布的一份公開調查報告顯示,最近五年,總數超過千人的KSK內出現激進主義串聯,軍官和高級軍士公然傳播納粹思想而不受罰,甚至計劃出代號“X日”的軍事政變,并編制了暗殺名單:從德國前總統高克,到國會議員,再到記者與少數族裔領袖。
德國國防部目前正在調查18萬名國防軍官兵中的600多人,其中20人隸屬KSK部隊。實際情況可能更嚴重,僅《紐約時報》公布的一個KSK右翼士兵建立的激進網絡就包括60多名該部官兵。
一些德國本土專家對KSK出現“納粹活動”并不感到驚訝。通過詳實的調研數據,科隆大學的政治社會學家康拉德·齊勒爾曾駁斥“集中營周圍的居民更反猶”等有關德國右翼的誤讀。但面對國防軍內部的右翼滲透和泛濫,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國防軍內部的新納粹主義問題并不新鮮。”只是政府一直忽視這一事實。
保護民主的人正在密謀反對它
在KSK近十年來的發展進程中,三個時間節點常被提及。第一個是2011年德國進行兵役制改革,從義務兵役制轉變為志愿兵役制,此后大多數德國國防軍士兵來自東部經濟較為落后的地區。
第二個則是2015年默克爾政府決定大規模接收來自中東和北非的難民,新納粹和反移民思潮開始在前述地區泛濫,KSK內暗流涌動,目前唯一已公開的KSK內部右翼團體“漢尼拔”在這一年建立。
最后一個是2017年,已經形成內部右翼團體的KSK和國防軍其他部門,涌現出一批或“孤狼”或者是有組織的武裝暴亂分子,直到今天的整支部隊失控。用國防部長克蘭普-卡倫鮑爾的話說,KSK已經從三軍指揮體系中“部分獨立”“形成一種有害的領導文化”。
“有人可能會認為,軍隊或多或少代表了一般(男性)人口,但顯然不是這樣,在義務兵役制結束后更不是。”齊勒爾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具有某些特質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選擇服兵役,這個群體“有倡導安全、秩序和責任的特質,因而更傾向于支持民族主義、本土主義、威權主義等右翼極端主義信仰的元素”,甚至“理想化了第三帝國的某些方面”,而不一定關乎經濟階層。
與美國、英國等國的自由主義傳統不同,德國社會舊有的精英主義就包括對秩序、責任和社會規范的追求。對此,著名社會學家德克·貝克曾提出“希特勒蜂群”的理論,認為納粹群體的形成并不能簡單歸因,其反映的是一種現象,“蜂群”中的個體有認同部分納粹思想的本能動機。
當今德國的問題是,這樣的人正集中于軍隊。“某種意義上說,試圖使軍隊成為民主思想的支柱,是與其必要的等級制度自相矛盾的。”貝克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不幸的是,德國社會越是對‘第三帝國’持懷疑態度,就會有越多的職業軍人傾向于捍衛它,并以驕傲的態度看待它的象征。”
作為特種部隊,KSK的紀律要求格外嚴格,恰好成為孕育納粹式等級制度的“溫床”。頻繁前往阿富汗等地參與一線戰事,讓一些右翼分子成為部隊內的英雄。此外,KSK性質特殊,又使得這些活動具有極強的隱秘性,德國國會也無權審核任務細節。
《明鏡周刊》7月初公布了一封KSK士兵寫給國防部長的舉報信,其中寫道,為了讓士兵和部隊的指揮官站在同一戰線上,軍官們時常采取懲罰措施,“創造了一種嚴格的身體服從和接受上級非法行為的文化”。
德國社會結構的整體變化也讓新兵更易于接受新納粹主義的灌輸。上世紀30年代,當納粹剛剛興起時,地位最低的低收入者更支持共產主義,反而是有產者和以貴族為主體的國防軍接受了納粹,最終導致整個國家右轉。
然而,兩德統一后,左翼社會主義思潮退去。“今天的德國社會情況正好相反:貧窮階層向右轉,富裕的城市居民轉向自由主義和生態主義。”貝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還分析稱,沒有左翼對新納粹主義的平衡,遠離部隊和政壇的自由主義者“在政治上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少”。
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一份報告則展現了另一種新納粹主義與納粹時代的關聯:那些在1928年選舉中對納粹黨的支持率高于平均值的州的居民,今天的反猶比例也更高。研究同時指出,這與當地經濟發達與否無關,也并不完全是因為擔心移民搶走工作機會,其背后存在特殊的文化土壤。
諷刺的是,從某種程度上說,德國政府需要這樣的人組建特種部隊。KSK在1996年誕生,最初是因為德國在盧旺達大屠殺期間沒有能適應非洲游擊戰爭的特種部隊前往撤僑。此后KSK在世界各地執行反恐任務,并參與美國軍方主導的行動。這其中“見不得光”的內容,是反對納粹、秉承自由主義的多數德國公民無法執行的。
除了審訊技巧,KSK的每名成員都經過特殊訓練,熟悉空降、兩棲作戰及在特殊的地理或氣象條件下執行任務,部分官兵會多種語言,并經過情報/反情報、狙擊/反狙擊訓練。“漢尼拔”的發起者就曾為德國情報機關服務過。2017年,一名KSK士兵被逮捕,德國政府發現他已經偽裝成敘利亞難民,準備實施一次他希望會被調查者認為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襲擊。
沒有進行真正的調查
“德國軍人的核心原則已經失敗。”面對KSK調查報告,德國廣播公司評論道。鑒于“第三帝國”的可怕歷史,今天的德國武裝部隊被稱為“穿著制服的公民”,軍隊的一項基本原則是“個人對憲法的忠誠”,意味著“任何觀察到負面事態的人都必須將事實說出來”。
確實有人站了出來,德國國防部就收到了KSK士兵對內部新納粹主義興起的舉報信。但是,所有這些舉報都沒有發揮作用。那些被揭露為極端分子的上級受到了制度性保護,沒有進行真正的調查。與此同時,槍支和彈藥從軍事庫存中消失,直到事態發展到今天的地步。
一位KSK軍官曾在接到下級右翼分子發來的恐嚇信后提出正式投訴,但得到的結果僅是在該右翼分子的檔案中標注此事。此后的12年,此人在特種部隊中不斷晉升,成為中級指揮官,直到他在2019年因公開宣稱“軍隊是時候接管這個國家”而被解職。
出現這樣的情況,部分原因是嚴謹而煩瑣的紀律處分制度。根據新修訂的《聯邦軍事法》,在德國國防軍服役超過8年的職業軍人只能通過曠日持久的紀律聽證會才能被開除,而這種聽證會的結果通常是“那些人仍然穿著軍裝”。
在《軍事法》修訂前,需要紀律聽證會決議開除的士兵服役年限是4年。2018年到2019年,服役不滿4年被開除的士兵超過700人,但服役滿4年、通過聽證被開除的士兵只有11人。KSK都是最資深的士兵,代號為“小綿羊”的擁有士兵最高軍銜軍士長,服役應已達數十年之久。
貝克指出,更深層的問題則是德國政府和社會對新納粹主義問題的回避。多年來,德國政界人士和安全部門負責人一直拒絕接受極右翼分子滲透安全部門的說法,只談論“個別情況”。在齊勒爾看來,內政部長霍斯特·澤霍費爾就是一個典型。
“他認為既然法律禁止種族定性,那么警方進行相關調查就毫無意義。”齊勒爾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個論點顯然是錯誤的。即使某些東西被法律禁止了,它在實踐中仍然存在,了解它的傳播范圍是很有用的。”
齊勒爾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德國政府當前的首要任務就是直面問題、開展調查,明確軍警系統被右翼思想侵蝕的嚴重程度。另一項可行的措施是改變軍隊的人員構成。“如果軍隊變得更加多元化,特定群體的想法就不太可能得到完全執行。此外,與不同背景的人接觸也會使人們更寬容,更少種族主義。”
一項軍方調查顯示,如果士兵被隨機分配到不同的營房,和不同背景或種族的士兵住在一起,他們的偏見就會減少。德國國防部表示,已經在考慮對KSK新兵進行心理測試,并輔以特殊訓練,以阻止他們接受極端主義思想。
距離KSK的右翼極端分子威脅9月采取行動的時間還有兩個月,德國政府需要面對的困難還有很多。右翼對軍警系統的滲透很可能超乎想象,即使是負責監控武裝部隊內部極端主義的軍事情報機構,也已經被滲透。去年在新西蘭制造清真寺恐怖襲擊造成101人傷亡的布倫丹·塔蘭特在生前曾宣稱,估計歐洲武裝部隊中屬于民族主義團體的士兵有數十萬。
今年6月,德軍反間諜機構的一位高級調查員被停職。據報道,他向一名KSK成員透露了德國政府5月對右翼分子的調查詳情,該成員隨后將相關材料至少傳遞給了8名KSK官兵,并告訴他們政府“下一步可能會將注意力轉向他們”。
德國議會情報監督委員會副主席諾茨強調,德國政府的調查應該認真對待塔蘭特們說過的那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