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中國迎來了經濟特區這一新鮮事物。在這些“試驗場”里，中國經濟對內改革、對外開放，雖是“摸著石頭過河”，卻也“殺出一條血路”。
40年間，經濟特區始終走在社會變革最前沿，為中國經濟發展破冰蹚路，打拼出一片新天地。特區是什么?其答案愈加清晰。
破與立
變革都需要突破口。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剛剛走上改革開放道路的中國，亟需一個披荊斬棘的尖兵來“搞活”經濟。
1979年4月，廣東省委負責人建議中央下放若干權力，允許在毗鄰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僑鄉汕頭市開辦出口加工區。這一建議得到了中央的支持與鼓勵。“還是叫特區好，陜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鄧小平直白通俗的話里，透著熱血與干勁。
經過一系列深入調研，1980年8月，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批準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置經濟特區。
隨著經濟特區創建工作陸續展開，短短幾年，“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水草寮棚”的漁民村變身“家家萬元戶、戶戶小洋樓”，讓中國人確信這個方向沒錯。
嘗到“甜頭”的中國，于1988年4月決定海南正式改制為省并劃定海南省為經濟特區;2010年5月，又批準新疆霍爾果斯、喀什設立經濟特區。
經濟特區隊伍不斷壯大，折射出中國改革開放的堅定決心，一個個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樣本也由此立起。
試與闖
一只張開翅膀、伸開利爪，正搏擊風浪的大鵬鳥——這是新中國首張股份制企業股票上的圖案，也成為經濟特區先行先試、敢打敢拼的見證。
1983年7月8日，深圳寶安縣聯合投資公司向社會公開發行“原始股”，由此催生了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一個股份制企業“深寶安”，更首開中國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先河。
不僅如此，深圳還建成中國第一個外向型經濟開發區蛇口工業區，創造了新中國土地拍賣“第一槌”等多項先例。同時，深圳頒布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辦法，砸爛“鐵飯碗”“大鍋飯”;率先取消一切票證，糧油肉菜敞開供應，推進物價改革等措施，更突破了眾多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藩籬。
正是這種打破慣性思維和路徑依賴，從原有體系和習慣中解脫出來的闖勁，為中國經濟轉型發展蹚出了許多新路子。
珠海百萬元人民幣重獎科學家，打破中國科學界“重精神、輕物質”的傳統;《汕頭特區報》登出“24小時內答復”的口號，在國內首開政府機關對企業服務承諾制先河;廈門市獲經濟特區立法權后迅速出臺《廈門市環境保護條例》，著眼協調發展……
摒棄陳念、大膽創新，40年來經濟特區打造了“知識”“技術”“管理”“對外政策”四個窗口。從這些窗口中，中國看到了世界的樣貌，也找準了自身發展方向。
興與新
經濟特區成為發展樣本的同時，也實現了自我振興，并有力帶動地區乃至全國經濟成長。
以深圳為例，這個曾經的邊陲小鎮，如今發展成輻射珠三角、粵港澳大灣區，面向全球的國際化創新型城市。1979年深圳GDP僅有1.96億元人民幣，2019年則達到2.69萬億元。
受益于特區經驗與紅利，中國經濟也迅速成長。2019年，中國經濟總量近百萬億元，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全國農村貧困人口從1978年末的2.5億人減少至去年末的551萬人。
但隨著中國高水平開放進入全面提速階段，經濟特區是否還需要“特”下去?對此，中國高層已給出明確答案：經濟特區不僅要繼續辦下去，而且要辦得更好、辦出水平。
尤其在如今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中國更需要進一步轉變發展方式，尋求新突破。
而從海南全島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到深圳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不難預見，因改革開放而生、因改革開放而興的經濟特區，還將肩負起新的國家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