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村流轉土地種糧超過十年的王漢，再次感受到了農村土地流轉市場的“滾燙”——從去年開始，一些之前從事飯店、洗浴桑拿生意的工商資本，都下鄉“包地”種糧食了。

王漢是上一波資本下鄉的受益者。2011年，受土地規模經營收益的吸引，他返回位于安徽省蚌埠市固鎮縣的老家，創辦了紅彤彤農業專業合作社。歷經11年的逐步探索，尤其是2018年之后，該合作社專注于一年兩季的糧食種植，發展規模已達到2萬畝左右。其中，7000畝為合作社從農戶手中直接流轉，1.3萬畝為規模農戶委托合作社托管種植。

之所以王漢對最近這一波工商資本下鄉頗有擔憂，主要在于地租，也就是“包地”成本的上漲，正在擠壓真正從事糧食生產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收益。不斷“內卷”的“包地”成本，再加上種糧貸款難，以王漢為代表的種糧貸款難作為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主體，正在遭遇挑戰。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董強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近年來，地租連續上漲，有兩方面原因。一是糧價上漲，種糧收益明顯，帶來地租水漲船高;二是各級政府對于超過一定經營規模的種糧主體，會給予定額補貼和農業項目支持，直接刺激了土地流轉需求的增加。然而，地租不斷上漲，在一些地方，與種糧成本平起平坐，甚至高于單季種糧直接成本，這大大增加了經營風險。

地租十年間上漲三倍

由于種糧收益比較低，絕大部分年輕農民都選擇外出務工，于是就將農地流轉給其他農業生產主體。小農戶間的轉包價格比較低，“農戶只是象征性地收一點錢，200~300元(每畝)”。當然，彼時糧價亦不高。幾年下來，導致那時候下鄉的工商資本虧損嚴重，不得不離開農業。這讓王漢印象頗為深刻。

如今，在糧價持續上漲的帶動下，地租也跟著上漲。尤其是在下鄉工商資本的哄抬下，漲勢更是“瘋狂”，正逼近王漢所設定的合作社“包地”底線——每畝850元，這是其經過多年精打細算后確定的“盈虧臨界點”。

這意味著，十年時間，地租就上漲了三倍。

地租在種糧大戶全部種糧成本中的地位舉足輕重。以地處黃淮海平原的固鎮縣為例，糧食種植主流是一年兩季，一季小麥，一季玉米。每畝成本包括地租、種糧投入兩部分。在當地，“包地”的合理市場價格為每畝800元。種糧投入包括種子、肥料、農藥、農機作業、抗旱、用工等。以2021年為例，每畝投入小麥541.65元、玉米510.5元，全年種糧投入1052.15元。

這意味著，種糧每畝總成本1852.15元。而地租占比接近50%，占全年種糧投入的比重接近80%。

再來看總收入，每畝銷售收入小麥1304元、玉米713.93元，合計2017.93元?？傮w算下來，種糧大戶的凈收益只有165.78元。王漢說，“每畝地一年只能賺150~200元。盡管看起來不多，但考慮到體量大，總體收益也很可觀。畝均收益低就要求種糧大戶足夠精明，必須在每個環節中都精打細算。要是管理不善，特別是之前沒有大規模種植經驗的大戶，就有可能要虧損。”

據安徽農業大學教授王士海團隊調研，在小麥主產區，種糧大戶的地租成本幾乎逼近直接種糧的成本，大大增加了種糧大戶的經營風險。

對于地租的上漲，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開魯縣的種糧大戶張立偉也有切身體會。在當地，張立偉流轉有7500畝土地，一年種一季，主要是種玉米。“這7500畝地，得投資1000多萬，平均每畝地的成本在1500元~1550元。其中，農地流轉費用占大頭，達到900~950元，其余是農資、農業生產各環節社會化服務等成本。”他說。

以開魯縣為例，畝產30%水分的原糧達到900公斤(折合14.5水分的國標干糧約720公斤)的土地，2021年春節前后流轉價格為1000元。流轉后，每畝70元的種植者補貼由流轉方享有，因此包地實際成本為930元。而滴灌種植玉米的成本700元，地租已經明顯超過了種植成本。玉米的投入成本合計1630元。按照2021年產玉米收購季價格達到每噸2350元，每畝糧食銷售收入約為1695元，合并每畝地秸稈銷售收入80元、每畝回收滴灌帶銷售收入25元，總收入達到1800元。

這意味著，種糧大戶流轉土地的收益每畝僅有170元，投資回報率只有10.4%。一旦糧食價格向下波動10%，種糧大戶就將面臨全面虧損。業內認為，考慮到風險承受能力，種糧大戶的投資收益大不如前。

對比來看，五年前，種糧大戶種植滴灌玉米，同樣的農地、同樣的產量，地租每畝僅有400元，種植成本500元，成本投入合計900元。按照當時的標準干玉米價格每噸1600元來算，每畝糧食銷售收入為1152元。由于當時種糧補貼并未給種糧大戶，合并前面提及的秸稈、滴灌帶回收的80元，總收入達到1232元。

這意味著，種糧大戶的每畝收益為332元，投資回報率36.9%。

于是，就出現了一個讓人頗為意外的現象：對種糧大戶而言，隨著玉米價格的大幅走高，投資回報率竟然大幅下降，風險承受能力也顯著下降。這對于提振種糧大戶的生產積極性是有影響的。

果斷放棄“非糧化”，全部改種糧食

2011年，固鎮縣出臺《關于加快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工作的意見(試行)》。成立了固鎮縣農村土地流轉工作領導小組、固鎮縣農村土地流轉工作推進指導組和農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員會，負責全縣農村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工作的組織協調和指導管理。這被王漢視為地方政府支持農村土地流轉的信號。于是，他果斷返鄉“包地”，創辦農業專業合作社。

“包地”是“流轉農村土地經營權”的通俗說法。農村土地屬于集體所有，目前實行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始于2008年。2014年，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首次提出“三權分置”。

2016年兩會期間，時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接受媒體采訪就表示，承包權和使用權的分離是普遍現象。實際上，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經有很多經濟發達的地方在探索這種做法了。

布瑞克·農產品集購網研究總監林國發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的土地流轉跟城鎮化有著密切關系，并率先從東部沿海省份開始。

林國發稱，因為地力、平整度、基礎設施等條件不同，不同地區的土地租金存在顯著差異。目前，華北地區成片耕地每畝每年租金普遍在600~800元，東北地區普遍在400~600元。由于東北耕地一年一熟，玉米價格對次年地租影響較大。南方地區更是差異較大，每畝每年租金從300元到1200元不等。種植糧食一般400~500元，種植香蕉、冬季種植蔬菜等，普遍較高。

2018年，是紅彤彤農業專業合作社的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前，由于“包地”只嚴格規定“非農化”，并未嚴格要求“非糧化”，該合作社在種植糧食作物之余，也種植了一部分經濟作物，比如蔬菜。不過，種植蔬菜的規模效益并不好，五六年時間，反倒虧損了幾百萬元。

之所以虧損，主要在于人工成本太高。王漢解釋稱，種植蔬菜的話，人工成本占總成本一半以上，地租不到20%。根據在“蔬菜之鄉”山東省壽光市的考察，在同等產量的情況下，如果一斤辣椒低于0.8元的話，規模大戶要虧損，而小農戶還有一倍利潤。

“這說明，小農戶賺的錢，都是人工勞動的辛苦錢。”王漢說。鑒于此，在嚴重虧損的情況下，2018年底，紅彤彤農業專業合作社果斷放棄“非糧化”，全部改種糧食。

探索“地租+分紅”模式

地租的上漲，也影響著中國農業的競爭力。“如果將‘包地’成本扣除，中國的小麥種植成本，要低于進口小麥價格。”王漢稱，這關系到國家的糧食安全。

由于地租占糧食生產的大頭，種糧大戶也不得不盡可能地控制成本，王漢的“精明”體現在地租支付方式上。區別于其他種糧大戶“在每年種地之初，就直接支付農戶地租”，紅彤彤農業專業合作社選擇在每年6月1日前兌付。否則，老百姓有權收割小麥。

多年來，小農戶與種糧大戶之所以能達成這樣的默契，原因有四：一是，受地理、氣候等因素影響，固鎮縣種植的小麥穩產，且極少遭遇受災年份;二是，當地形成了穩定的“小麥+玉米”種植模式，而且二者屬于常規作物，質量好壞都能銷售掉，無非是“好的好價、差的差價”;三是，每畝小麥產量1000斤左右，國家最低收購價多年維持在每斤1.1元以上，遠超每畝地700~800元的地租;四是，由于小麥生長周期8個月，以該合作社接近2萬畝農地的流轉規模，地租為1500萬元左右。盡管對老百姓來說，每家每戶可能也就到手3000~4000元，起不到關鍵作用，但對合作社而言，這筆資金就相當于閑置，無形之中增加了財務成本。

“老百姓、村委會、地方政府都擔心種糧大戶要是經營不善的話，會選擇‘跑路’，影響農民收益及地方穩定，但我們不會。”王漢說，正常年份，當地小麥收割時間在6月5日左右。不管合作社經營好與壞，都會在此之前支付租金，不然損失的可是小麥收入。正因為常年從事糧食生產，在當地積累了口碑，這種模式也受到多方認可。

考慮到地租、種糧成本的上漲，目前，王漢正考慮合作社轉向大托管方向。2022年，他做了一個“地租+分紅”的試點。簡單來說，就是農戶將土地入股到村里面，村集體跟合作社聯營，由合作社為農戶兜底，每畝最低收入800元，相當于地租。待售糧后，賺錢了分紅，不賺錢不分紅。“小農戶要是自己種地的話，可能收益要高于800元，但選擇入股合作社的話，既不用投資，也不用勞作，還不承擔各種風險。而對合作社來說，也不可能再提高地租成本，風險點就是800~850元。”

在前述2016年兩會采訪中，陳錫文也提到，地租越來越高是現在遇到的一個問題。土地經營權流轉的形式已經受到地租的挑戰，尤其是在糧棉油等大宗作物的種植區域內。

他提到，現在需要引導和鼓勵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包括土地股權合作社、土地托管代耕等。

在王士?？磥?，地租問題只是發展階段問題。隨著城鎮化進一步發展，農村務農人口進一步老齡化，農村土地流轉市場的供求關系自然會發生改變。當供大于求時，地租價格就會回落。不過，這需要一個過程，預測將在2040年左右實現。從政府層面來看，可以通過政策調整加快這一進程。比如，為促進土地規模經營，由鼓勵需求轉變為鼓勵供給;再比如，借鑒法國、韓國等國驗，出臺針對老年農民退休金計劃，鼓勵老年農民盡快退出農業經營，在降低地租的同時，進一步優化農業經營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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