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暗訪報道，把代孕這個“隱秘的角落”再次拉入公眾視野。報道稱，受疫情影響，到國外尋求代孕受阻，國內代孕中介機構訂單明顯增加，供卵者補償金、代孕媽媽傭金等費用也水漲船高。甚至有的代孕機構被查之后，換個地方“重操舊業”。

代孕，指的是由需求方提供精子和卵子，或者提供精子、卵子其中之一，通過代孕媽媽的子宮孕育、生育孩子的行為。很顯然，這個過程打破了傳統的生育秩序，必將帶來一系列法律、道德、倫理等社會問題。因此，早在2001年，原衛生部發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和《人類精子庫管理辦法》，就嚴禁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嚴禁買賣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

但是，一方面，這些規定都只是行政規章，在法律層面并沒有明確規定。而現有規章制度，主要規范的是正規醫療機構和醫生的行為，對于個人、中介機構則缺乏執法依據，難以管理。根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醫療機構實施代孕技術的行為，衛生行政部門應給予警告、3萬元以下罰款，并給予有關責任人行政處分。與動輒幾十、上百萬的代孕費用比起來，3萬元的處罰顯然不值一提。

另一方面，渴望養育孩子的巨大市場需求，也推動著地下代孕產業走向“繁榮”。有統計數據顯示，中國有生育障礙的夫婦比例為10%至15%，其中需人工生殖輔助技術介入才能懷孕的約有20%。不孕不育家庭、失獨家庭等對孩子的渴求，是人之常情。地下代孕市場的“紅火”和超高價格，就是這種需求的真實寫照。

這也提醒我們，地下代孕亂象固然亟需規制，但在討論這一問題時不能“一罵了之”。2015年，《人口與計劃生育法 (修正案)》草案在審議通過后，刪除了“禁止代孕”條款，一度引發公眾對“代孕合法化”的猜測。2017年，《人民日報》刊文討論“代孕是否可放開”，又引起了一波討論“代孕合法化”的熱潮。去年年底，全國首例“單身女性爭取凍卵案”開庭審理引發熱議。今年兩會期間，有政協委員提交提案，建議賦予單身女性使用輔助生育技術的權利(包括凍卵)，保障女性平等生育權。這些充分說明了公眾對于代孕、凍卵等人工輔助生育技術有著復雜的心理，既有渴求和同情一面，也有擔憂和排斥的部分。

代孕是一個極其復雜，也值得關注的問題。完全禁絕，實際上并不能做到。但現在將其合法化，恐怕也為時過早。目前來看，首先國家應該盡快從法律上明確態度，規范包括代孕在內的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使用，避免在執法過程中無法可依的窘境。

此外，廣泛而充分的社會討論有助于凝聚共識，讓人們對代孕過程中可能產生的風險，以及如何規避風險、解決爭端產生更多的認識，并由社會觀念的轉變，推動相關政策的逐漸改變。例如，這兩年對于人工輔助生殖技術中的一環“凍卵”，討論的熱度很高，“放開”的呼聲也很高，是否可以在有關部門的指導、規范下，先推動“凍卵”的合法化，逐步滿足大眾對生育的需求?

另外，養育孩子并非只有代孕能滿足，適度放寬公眾領養的條件，健全領養、過繼孩子的規定，也是途徑之一。當然，領養、過繼也涉及復雜的倫理、社會問題。但是，孩子是關系到千萬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對于人們養育孩子的愿望不應回避，而應在深入研究、理清頭緒、權衡利弊的基礎上，做出更精細化的規定，讓公眾的正當需求得到更好的滿足。(土土絨)

關鍵詞： 地下 代孕 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