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晚，北京市紀委市監委通報了“郭文思減刑案”的最新調查情況——郭文思的父親郭萬普在郭文思服刑期間，以直接或通過他人請托監獄系統、檢察院、法院相關工作人員，并給予款物的方式，謀求關照郭文思服刑生活，幫助其快速減刑。所涉14名公職人員及重要關系人涉嫌受賄罪、行賄罪、徇私舞弊減刑罪等案件，已移送北京市有關檢察院審查。

這樣的調查結果并不令人意外。今年3月，郭文思在超市購物時將提示其正確佩戴口罩的段某某毆打致死，使得其多年前殺害女友被判無期徒刑、先后9次減刑、于2019年7月刑滿釋放一事，浮出水面。彼時，公眾便提出質疑：如此罪犯何以頻頻減刑、實際服刑不到15年?出獄不到一年便又惹出人命，顯然沒有改造好。調查結果回應了這些質疑和猜測。

對于減刑，我國法律法規和相關司法解釋有著明確且具體的規定，被判處不同刑期的人，服刑多長時間以后可以開始減刑、符合哪些條件可以適用減刑、每一次減刑應該間隔多長時間、減刑的程序如何等等，都有白紙黑字的條款為據。從郭文思第一次實施犯罪的2005年以來，有關減刑的具體規定有一些修改，但基本原則和理念沒變。郭文思的減刑操作，表面看符合這些規定，只是時間點兒上踩得過于精準，頻次上也顯得頗為“著急”。如今看來，問題不是出在制度和規定上，而是出在人身上。

“拿人錢財與人消災”“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從官方調查來看，上述司法系統的涉案人員把這兩句話踐行得可謂徹底。根據相關法律和司法解釋，減刑的程序是，由罪犯所在監獄提出減刑建議書，由檢察機關對減刑的提請、審理、裁定實行法律監督，由服刑地的中級以上法院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并對是否予以減刑作出裁定。而從北京市的調查來看，減刑這根繩子上的多只“螞蚱”都被郭文思父親的禮品禮金拿下——監獄監區指導員違規為其安排多個有利于減刑的崗位，監獄長6次主持辦公會并簽批報請減刑文件;檢察院檢察人員向審判人員打招呼，幫郭文思減刑;法院審判員降低證據審核標準、違反案件審理程序，對不符合減刑條件的郭文思裁定予以減刑。

這些司法人員忙前忙后、“齊心協力”開綠燈，不是為了捍衛公平正義、捍衛法律的權威和尊嚴，而是為了幫助罪犯違規提前、盡快離開監獄，最終“放虎歸山”。這對于一個法治國家和我們的法治建設來說，可謂是深刻的教訓。

最近一段時間，媒體曝光了幾件涉及減刑、保外就醫等的案件。比如，有人“紙面服刑”多年，在獄外結婚、生子、旅游、工作，一如常人;有人通過購買專利贏得“立功表現”，進而獲得減刑等。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監外執行等，本是出于人性化、激勵罪犯好好改造、寬嚴相濟等方面的考量，但在一些地方卻被人鉆了空子，成了一些服刑犯逃脫制裁、逍遙“獄”外的跳板，成了一些司法人員貪贓枉法、“勤撈致富”的工具。法網，在金錢的誘惑、腐蝕下變得漏洞頻出。這是法治社會的悲哀。

讓人憂心的是，郭文思違法違規減刑案件的曝光實出偶然，如果不是大庭廣眾之下再次打人致死，其可能不會被公眾知曉，其前塵往事不會被翻騰出來，更不會“拔出蘿卜帶出泥”，把相關司法人員“一網打盡”。公眾有理由追問，每年因種種法定原因和表現被準予減刑的服刑犯，其減刑是不是都經得起嚴格的調查?在制度設計上如何防止類似案件的再次發生?強化監督無疑是當務之急。

一樁案件真相大白、一眾人等各領其罪，這是公眾期待看到的公平正義。而公眾更希望看到的是，類似的案件今后不再發生，那些有心逍遙法外以及徇私枉法的人，在法網面前均無機可乘，讓法律維護的公平正義切實得到彰顯。(林　琳)

關鍵詞： 減刑 一路綠燈 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