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只郾城打了一個勝戰，郾城以外的(抗金)戰績，都是莫須有的。”“我說秦檜一定要跑回來，正是他愛國之處……能解除韓、岳的兵柄，是他手段過人之處。后世的人，卻把他唾罵到如此，中國的學術界，真堪浩嘆了。”

這些議論，出自著名歷史學家呂思勉先生的《白話本國史》，該書曾被顧頡剛先生稱為“為通史寫作開了一個新的紀元”，但書中“褒秦貶岳”的觀點，引起了巨大爭議，致《白話本國史》一度被封禁。

呂思勉先生這么寫，原因有二：

其一，當時軍閥橫行，民不聊生，所以呂思勉先生對軍人頗有惡感，認為：“韓、岳、張、劉等都是招群盜而用;既未訓練，又無紀律，全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無權力，諸將自然驕橫起來。”

其二，在民間，岳飛的名氣很大，但正史中記載少且凌亂，幾乎看不出有什么過人之處。近年來，不少網友撰文指責岳飛擅權、過問太子廢立、擁兵自重等，其實都是秦檜等人當年誣告岳飛的名目，后王夫之在《宋論》中，曾有提及，遂使一些網友產生“翻案”的沖動。

有關岳飛的史料主要來自三方面：其一是其孫子岳珂所撰《鄂王行實編年》，多搜集民間傳說，部分內容不準確，作者的傾向性亦明顯;其二是《宋史》，相關內容很少，且依據《高宗日歷》，雖來自官方的正式記錄，但編輯者是秦檜的兒子秦熺，有關岳飛戰績的材料多被刪削，而《宋史》在清代，又遭改竄;其三是《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雖保留了很多原始檔案，但有關岳飛的部分比較粗糙。

在南宋，岳飛的官方地位起起伏伏。蒙冤被殺后，相關史料被秦檜父子改竄殆盡，甚至岳飛曾封在岳州(今湖南岳陽)，秦檜亦下令易名為純州。受此影響，宋代文人對岳飛評價普遍不高，朱熹便同意岳飛“橫”，稱他“驕惰”“有些毛病”。洪邁則稱岳飛前世為豬精，命中注定，早晚會被屠宰。

1161年，金朝海陵王派特使到南宋，為宋高宗祝壽，但態度極為傲慢，南宋朝廷意識到，金朝可能放棄和約、興兵南下。為此，朝臣提議，給岳飛平反，“以激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同年9月，金兵果至，宋高宗只好下罪己詔，恢復了岳飛家屬的自由，同年12月，純州復名岳州。第二年6月，宋高宗禪讓皇位于宋孝宗，7月，便讓孝宗為岳飛平反。

然而，此時關于岳飛的記載已是“國史秘內，無所考質”，宋孝宗定中興十三戰功時，也未將岳飛的郾城大捷、潁昌大捷算進去。

1208年，在奸臣史彌遠的主張下，宋朝恢復了秦檜的王爵、贈謚。所以岳珂在《金佗粹編》中，只是極言岳飛的戰功，不敢牽涉下獄致死事。岳珂的記錄多來自對岳飛舊部的訪問，不甚嚴謹，比如虛構出朱仙鎮大捷，且將“拐子馬”誤會為給戰馬披上重甲，用鎖鏈綁成一排，沖擊敵陣。清代乾隆皇帝擅騎射，立刻指出，“拐子馬”違背戰爭常識。在宋代，“拐子馬”實為中軍兩邊安插的騎兵部隊。

《金佗粹編》后散佚，元代時重新搜集、出版。元人頗敬重岳飛，開始將其神話。到了明武宗時，都指揮使李隆在岳墳前鑄秦檜、王氏、萬俟卨跪像，以后又加入張俊，岳飛的忠臣地位從此不可動搖。

可見，岳飛的形象確實存在一個建構的過程，且因秦檜父子刪削，支撐岳飛形象的史料嚴重不足，導致后人誤判。然而，著名學者鄧廣銘先生曾兩寫《岳飛傳》，基本理清了岳飛的真面貌，將以往加諸其身的種種誣妄，一一予以批駁。

通過鄧廣銘先生對宋代歷史的研究，可知岳飛與后世帝王刻意塑造出的“愚忠”形象，頗有距離。岳飛的忠誠并非只屬于皇家，更屬于黎民百姓，他對國家與人民有一種摯愛，這源于母親的嚴格教育。成年后，岳飛雖身居高位，卻對妻子忠誠，始終未納妾;他對同事誠信，為救友軍，不惜犧牲自己利益;他關懷下屬，自奉甚儉，有賞必分給眾人。在中興四將中，岳飛戰功第一、官位第一，去世時卻家無余財，妻子只著布衣。

面對外侮，宋軍屢戰屢敗，而岳家軍卻軍紀嚴明、所向披靡。岳飛死后19年，宋御史中丞汪澈到鄂州，視察岳飛舊部，提起岳飛，將士們仍“哭聲如雷”，高呼“為我岳公爭氣效一死”。足證岳飛人格偉岸，足照千秋。

在今天，這些已成學術界的常識，可遺憾的是，普通讀者卻知之甚少，人們依然沉浸在《說岳》之類小說家言，或無學術基礎的游說上。人人只想獵奇，不關注真相如何。

沒有英雄的民族是可伶的，有了英雄卻不尊重的民族是可恥的。珍惜英雄，是身為后輩不可推辭的義務。在歷史的長河中，任何一個民族都難免遭遇困難，唯有英雄精神，能為人們點亮一盞希望的燈，鼓勵起人們永不言敗、絕不放棄的斗志。

本書雖是通俗歷史作品，但兩位作者都是宋史研究名家，在岳飛研究中均有建樹。故能傳道解惑，指點后學超越，前人誤區。

讀史不僅為獲得知識，也為得到精神洗禮。如果不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只為多一點談資，又何必讀歷史?

神交古人，得天地正氣，這是本書的價值所在。

關鍵詞： 岳飛 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