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廣東東莞一名網約車司機因送突發疾病的嬰兒就醫，連闖3個紅燈。交警表示需提供相關的醫院證明即可消除違章記錄，但嬰兒的家屬拒絕為其作證。此事引發關注。14日下午，公安部新聞中心官方微博@中國警方在線 回應：經過核實，警察蜀黍已經取消了對司機艾師傅的處罰，“我們不能讓好人做了好事之后，還寒了心!”不過，媒體最新報道，見義勇為的司機艾先生稱此事系烏龍，同醫院有另一患兒，且乘網約車就醫。目前，當事家屬已現身。

網約車司機冒著危險為突發疾病的嬰兒闖紅燈，家人卻拒絕作證。這樣的反差，可謂鮮明。這也是此事成為輿論焦點的原因所在。如果最新的“反轉”屬實，說明此前患者家人拒絕作證很可能是一場“烏龍”，這讓人稍感欣慰。

當然，即便是家人拒絕作證系此前信息不對稱造成的誤會，在當時的情況下，交警主動核實，滴滴平臺及時向警方提交車內錄音錄像，為做好事的網約車司機“撐腰”，也依然值得肯定。從世道人心的角度來講，患者家屬及時出面給司機作證，這的確是一種義務，也是對善行該有的回饋。因此，患者家屬的“舉手之勞”，在當時并未出現，輿論的反應是人之常情，而交警和網約車平臺的主動出手，則反映出一個事實，那就是，或許因為種種原因，不是每一個善舉都能得到受助者的對等回饋，但人性化的執法、平臺的留證機制，依然可以給行善者提供穩穩的后盾，避免出現最壞的情形。

一般情形下，警方要求患者出面作證，并配合提供就診方面的資料，這是為最大限度保障處理的公正性，并兼顧處理成本和效率的正常制度設計。但是，當類似情形中受益者該承擔的義務因為意外原因缺失，就理應有彈性的執法來及時補位，而不是把代價推給司機個人，這一點同樣很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講，相比要求每一個受助者都能給予善行對等的回饋，我們或更需要這種來自執法機關的處置能動性。

事實上，基于當前的技術手段，不管是監控，還是網約車平臺的車內錄音錄像功能，要避免好人陷入“無法被證明”的境地，并不是難事。而交警和平臺的積極處理，也同樣是社會對于善舉予以正向激勵的一部分。因此，如果說之前因為烏龍讓做好事的司機陷入尷尬，那么，交警主動調取醫院監控，網約車平臺及時向交警部門提供證明，并向當事司機頒發見義勇為獎金，則是一種之于好人和善行的公共性兜底。如果這樣一種公共性關懷不缺席，即便遭遇意外情況，我們也不至于讓好人心寒。

最大程度上激勵善行善舉，不讓好人難當，其實仰仗于一個健全的社會支持系統。最直接的受益者應該履行起碼的義務，這是最基礎的一環，也是社會最容易察覺到的。但除此之外，它還包括公共部門的人性化執法、社會輿論的理性支持，以及其他主體在力所能及范圍內對善行善舉的支持和包容。當這樣一個善行社會支持系統得到正常運轉，哪怕其中一環暫時失效，我們也至少能夠避免將好人推向最壞的境地。(朱昌俊)

關鍵詞： 家人拒絕作證 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