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得病、眾人均攤”“0元加入、保障金額最高30萬”……近年來，在風險資本和互聯網企業的推動下，喊著此類宣傳的網絡互助計劃迎來了推出高峰期。然而，有媒體記者調查發現，網絡互助計劃產品大多在成員準入、條款解釋、互助金賠付等方面存在管理缺陷，全面監管亟須發力。

網絡互助計劃與傳統保險不同，是互助模式，即會員互保，投保人形成一個共同體，誰患病了，就從大家的錢包里面扣一筆錢。目前，這種模式的法律定位并不明晰，但客觀的說，其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達不到普通商業保險門檻的那部分群體的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問題。

南開大學針對網絡上存在的互助計劃產品進行過一次調研，相關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0月，相互寶累計救助家庭超過7萬個，累計發放互助金超過108億元;水滴互助累計救助家庭超過1.4萬個，累計發放互助金超過17億元。足見，網絡互助計劃的市場效果。

相互保險在國際上并不少見，網絡互助計劃也可看作是其發展模式的一種。根據ICMIF(Internaltion Cooperative and Mutual Insurance Federation，國際合作與相互保險聯盟)2017年統計的數據，2015年全球相互保險保費收入達到1.21萬億美元，服務覆蓋全球共計為9.88億人。不過，中國的相互保險起步較晚，2015年，中國相互保險市場份額為0.2%，遠低于26.7%的全球平均水平。

相互保險，起源于中世紀歐洲，商人們為了防范疾病、火災、海難等各類風險，建立起同業互助組織，組織成員繳納一定的會費用于事故相應的開支。如16世紀的德國漢堡火災保險局，17世紀的荷蘭磨坊相互保險組織、英國的火災辦公室等。

因為交流溝通成本太大，那個時代的相互保險都是在大公司、企業之間進行的，個人很難成為相互保險的主體?；ヂ摼W的出現，極大的提升了會員參與討論的便利性，使得眾人決策成為可能。所以，網絡互助計劃是一種基于技術的制度創新。

在技術的基礎上，一些平臺采取了會員陪審團審核的機制。首先，投保人既是保險受益者，又是出資人，每一筆支出的錢，都是會員腰包里掏出去的，他們有動機去查證、去管理。其次，出現理賠后，投保人，作為理賠陪審團成員，若采取寬松、同情的態度，自己就要多出錢;但如果一味嚴厲，自己遇到同樣的情況時，也可能被拒付。這就促使陪審團審慎行事，理性抉擇。這種方式，在契約的前提下，在利益共同體的基礎上，降低了法律成本與信任成本，從而獲得更大的市場競爭力。

面對網絡互助計劃的發展，人們最大的困惑是，到底是不是保險?這涉及到對其監管的定位。在我看來，這與傳統保險的區別是非常明顯的。保險是消費者與保險公司對賭，理賠尺度松，保險公司就少賺;理賠尺度緊，保險公司就多賺，保險公司與消費者的利益是對立的。而網絡互助計劃是小團體互助，理賠尺度松，大家多出錢，但潛在保障大;理賠尺度緊，大家少出錢，但潛在保障小。且參保者與平臺不存在對立的關系，平臺只是分走固定管理費。

目前，網絡互助計劃領域良莠不齊。背靠大平臺的網絡互助計劃，實行實名制、無資金池、全程風控、公開透明，這類自然更安全更可靠，平臺還提供兜底性保障。相比之下，小平臺可能承諾的資助金額更高，前期更容易拿到錢，但又可能是一個龐氏騙局，通過設立資金池等方式，最后跑路。

一般來說，網絡互助計劃沒有資金池，有互助金支出時，才從個人“錢包”里面扣款。不過，也有些產品要求用戶預付形成資金池，每個客戶如果預付不多，比如10元錢，那么整體風險不大，但如果別有用心，要求高預付，就可能存在爆雷風險。

此外，網絡互助計劃還存在消費者預期的風險。一種是宣傳風險。低進入門檻讓人產生僥幸之心，但實際理賠門檻并不低，預期落空之下，就會產生負面評價。其實，這也是保險業老生常談的問題。獲得資助的人不會站出來宣傳，被拒絕了的人卻會到處鳴不平。傳統保險不怕這種負面評價，但作為新生之物，卻會積累負面，招致輿論風暴。

另一種預期風險，源于分攤成本內生性的上升。有人將保障自己的希望寄托于網絡互助計劃，“每個月才1塊多的分攤，就可以獲得10萬的保障”，促使其客戶群越來越大。但隨著用戶年齡的增加，患病幾率增加，分攤數額會不斷上升。這是不可避免的問題。分攤數額的增加超過預期，有人就會不滿意，甚至以為陷入騙局。

總體來說，網絡互助計劃是一個低門檻的保險模式，是信息科技的發展解決了交易成本、協商成本的高門檻后，才能出現的新模式。這個新模式，能夠把現行保險市場不能覆蓋之人，納入到保障中來，體現了科技向善的力量，值得好好發展，惠及更多人。但與此同時，網絡互助計劃從來都是一個高度依賴法治與監管的市場，外部制度建設對其影響很大，所以，包容審慎、科學的監管，才有助于這個行業發展，發揮其在中國保險細分市場中的作用。(劉遠舉)

關鍵詞： 網絡互助 計劃 市場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