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酷祭典》是法國導演夏布洛爾拍攝的一部犯罪片。好萊塢的犯罪片已是高度成熟的類型，基本采用流水線生產，但大多數作品精彩有余，內涵不足;而法國的犯罪片并不將商業性作為最高追求，側重于觀察與分析犯罪成因，揭露社會矛盾，引發人們的思考。夏布洛爾的一系列犯罪題材影片繼承了法國犯罪影片的美學傳統，又從好萊塢犯罪影片，特別是希區柯克影片中汲取了經驗，從而重組與豐富了法國犯罪影片的表現手法，達到了新的美學高度。這在《冷酷祭典》中有集中體現。

其一，該片從犯罪的成因入手，直面階層差異帶來的社會矛盾，增強了影片反映社會現實的深刻性。

夏布洛爾于1930年出生于巴黎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但他畢生不喜歡巴黎，也不喜歡中產階級。從1959年的電影《表兄弟》開始，他就對反映中產階級與底層勞動者的差異及由此帶來的對立與對抗等話題頗感興趣。在電影《冷酷祭典》中，他更是將這一矛盾表現到了極致，對女傭蘇菲與勒列夫爾一家的差異進行了細致勾勒與描述。

一是主與仆的差異。勒列夫爾一家對蘇菲表面友好，內心輕視。他們毫不避諱地對她評頭論足，占用她周末的休息時間，并阻止她與朋友來往。對此，蘇菲難以找到合適的機會進行反擊，只能將不滿與憤恨藏于心底。二是富裕階層與底層社會的差異。勒列夫爾一家房間眾多、功能齊全、窗明幾凈;蘇菲的女傭房則狹小昏暗，僅有的“奢侈品”就是一臺舊電視機，除了這間臥室，她能活動空間的就是廚房。三是知識階層與文盲的差異。二十世紀的法國，是否接受過良好教育已經成為劃分社會階層的重要標志。影片中，蘇菲是個文盲。而在勒列夫爾一家看來，識字是一個人最基礎的能力。這些差異雖并不隨時表現為對抗性沖突，但經過日積月累，終將釀成災難性的后果。

其二，該片在繼承傳統的法國犯罪片的基礎上，繼續深挖犯罪的社會成因，同時又對個體心理進行細致入微的觀察，豐富了人物性格內涵。

奧地利精神病學家阿德勒認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而嚴重的自卑感將發展為自卑情結，使個體產生精神障礙。那些克服自己缺陷的人，往往會比平常人更加成功，而逃避自己缺陷的人，則容易走向犯罪。相對來說，生活中因自卑情結而陷入困境者以弱勢群體居多。蘇菲最大的自卑源于自己不識字，卻從未想要改變這一狀態，選擇了逃避、說謊，甚至威脅知道實情的人，最終造成不可逆轉的慘劇。影片中的另一個重要角色——郵局職員珍妮，則有明顯的反體制、反社會人格。她私拆勒列夫爾的信件，鼓動蘇菲反抗主人，甚至故意攪亂當地天主教會的慈善募捐活動。正是基于對個體心理全面深入的觀察，才使人物行為的內在邏輯更加清晰，人物形象更加立體。

其三，該片融入希區柯克電影的元素，著力營造驚悚氛圍與懸念，增強了影片的張力與可看性。

特里弗和戈達爾是法國電影新浪潮的領軍人物。在這場電影美學革命中，他們從一開始就站在激進立場，以一種顛覆性的姿態構造自己的電影世界。但由于他們的電影美學過于極端、前衛，其電影的影響力局限于知識階層。夏布洛爾則通過吸收好萊塢電影，特別是希區柯克電影的表現技巧，對法國傳統的電影美學進行重組與改造，大大提升了影片的可看性。由此，夏布洛爾被譽為“法國的希區柯克”。自1958年以來，他一共拍了50多部影片，大部分影片涉及犯罪題材，并往往在希區柯克式的懸疑和驚悚氛圍中，觀察他最熟悉的法國中產階級日常生活。他的電影如抽絲剝繭般地顯露中產階級內心隱藏的偽善，兼具文藝片的深度與商業片的廣度。

在2019年第72屆戛納電影節頒獎典禮上，韓國導演奉俊昊對兩位法國導演表示了感謝，他們是亨利-喬治·克魯佐和克勞德·夏布洛爾。奉俊昊之所以提到夏布洛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由他導演的影片《寄生蟲》脫胎于夏布洛爾的《冷酷祭典》。夏布洛爾與戈達爾、特呂弗并稱為法國電影新浪潮的“三個火槍手”，但長期被戈達爾、特呂弗的光環掩蓋。筆者認為，法國電影新浪潮可以從多個角度進行總結與評價，但需要特別指出的就是，在這場影響深遠的電影美學革命中，夏布洛爾也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他的所有作品，包括《冷酷祭典》在內，值得我們認真讀解與總結。(趙建中)

關鍵詞： 犯罪片 冷酷祭典 美學 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