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諸暨市楓橋鎮舉辦了一場“新式”婚禮，新郎新娘把兩家原先訂好的40多桌酒席減到3桌，在至親的見證下簡單完成婚禮儀式。在配合疫情防控的同時，小兩口還向社區關愛基金捐贈了1000元。(2月19日經濟日報)

不顧實際情況的婚喪嫁娶告別大操大辦，對于普通家庭來說存在著巨大壓力，同時還會助長攀比風和為了回收成本的宴席擴大風，像一些地方喬遷宴、上學宴等農村宴席名目繁多、禮金數量的瘋長，變了味的各類慶?；顒尤缬旰蟠汗S般吞噬、束縛著人們的正常生活。

為此，各地都從移風易俗樹文明新風出發，出臺各種約定甚至規定。但一些約定和規定由于不能劃清權力與權利邊界，不能滿足供需平衡，甚至還涉嫌違法，侵犯了老百姓的正當權益，往往成了形式主義。當形式主義問題嚴重到一定程度，往往又是運動式令行禁止，如此循環，移風易俗往往事倍功半。

也就是說，移風易俗要效果彰顯且行穩致遠，必須從單方面的“要我做”變為“我要做”。這就需要考慮老百姓的需求滿足，堵住一條不該走的路，開辟一條更好走的路，以供給側結構性思維，來推進移風易俗高質量發展。

以陶湖社區推出的家宴中心服務項目為例。企業和社會捐款，滿足居民辦事需求——居民簡約辦事，從省下的錢中拿出一點捐助社區——社區完善服務項目——居民更加受益。由此，移風易俗形成一條良性循環鏈。

事實上，在各地，也都有一些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思路來探索移風易俗的好做法。有的地方，村民只要被評為“五星級文明戶”，縣信用社就會主動上門為村民辦理無擔保、無抵押、低利率的貸款;還有的地方，道德信貸已經惠及無數道德模范和身邊好人。但相對來說，政府投入較多，市場動力不足。

反觀南方很多省市，社區抓住青年人的特點，利用當地的古鎮、古街，古廳堂等設施，為青年人提供獨具特色的中式傳統婚禮服務，形成了青年人主動要求移風易俗的現象。比如在浙江義烏，政府搭建平臺吸引商家面向農村婚喪事完善整條供應鏈，婚事有婚宴、婚慶公司的一站式服務，喪事有家宴中心一應服務俱全。這樣的移風易俗的“供給側改革”，使移風易俗文明新風尚自下而上推進，產生化學反應，裂變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應，從而形成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雙輪驅動。這樣的做法值得借鑒推廣。

關鍵詞： 移風易俗 提倡 供給側 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