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流動人口超過3.75億,比10年前增長69.73%。中國的人口流動依然活躍,其中的性別差異也值得關注。
一個較為顯著的趨勢是,在向大城市的人口遷移中,女性比例正在上升。北京、深圳等一線城市的常住人口數據顯示了這一點。上海常住人口中戶籍人口和外來人口女性比例都呈上升趨勢。在深圳,2017年的戶籍遷入人口中,女性人數為19.44 萬人,較男性多約3萬人。戶籍人口和外來人口中女性比例上升,意味著更多高學歷女性移民和外來務工女性對大城市用腳投下選擇票 。
大城市何以能吸引更多女性?在移民研究中,有美國學者曾提出“推拉理論”的解釋框架,認為影響人遷移的原因包括遷出地的推力和遷入地的拉力。就遷出地的推力來說,無論是外來務工女性還是高學歷女性,在老家可能都面臨較少的工作機會和較低的收入。此外,她們還很有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家庭束縛,比如高學歷女性在老家可能會面臨日常催婚催育壓力,擇偶的可選擇范圍也有可能受限。而在遷移到大城市后,那里更高的文明程度、對不同生活方式的更高包容度和對個人隱私的尊重等,讓其更有機會過上舒心的生活。
從遷入地的拉力來看,人口流動的主要原因是在流入地有工作機會。大城市的第三產業比重普遍較高,以商業貿易、文教衛生、旅游餐飲等為主的第三產業也被認為更適合女性工作者。不同職業身份和教育水平的女性,都不難找到合適的就業機會。此外,大城市通?;A設施更完備,社會制度更健全,生活的便利水平和安全程度也更高,這些均是吸引女性落腳大城市的重要因素。
由于生活體驗的接近性,不少人對中產女性的大城市選擇更能心領神會,而自覺或不自覺地忽視了更為龐大但也更為沉默的農村打工女性群體。改革開放之后,這一群體絕對數量和比例都呈現出顯著上升的趨勢。農民工在遷移到大城市后的居住模式常被視作暫時性非父系模式,盡管多數農民工婚后會在丈夫的“老家”附近新建小家庭,不過新婚夫婦一般很少使用這個住所,多會新婚不久后返回城市打工。
對于這部分打工女性來說,遷移在某些方面是一個得到賦權的過程。換句話說,她們通過參與城市的勞動力市場而獲得經濟獨立,脫離農村的父權制家庭也意味著打破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可能性,家庭生活及親密關系進而被重塑。與農村留守婦女相比,已婚移民婦女在城市里有限的居住空間和長時間的工作時間而使得家庭負擔大大減輕;因不與子女共同生活、有規律通勤而免除了日常照料的責任??梢哉f,非父系居住模式很可能帶來性別更為平等的婚姻關系。
城市不斷吸引女性遷徙,與此同時也要看到,城市中仍存在一些有礙女性更好生活的因素。今年年初,一名大城市獨居女性被困浴室30多小時后才獲救的消息就引發過一波討論。女廁所排長隊、公共場所母嬰室不足等早已不是新聞。隨著大城市中女性數量和比例的持續增長,城市規劃及治理方面也應觀照并順應這一趨勢,將性別維度納入考慮視野。
多項研究均發現,男女對城市設施的使用與感知并不相同。過去的城市建設更多是圍繞男性需求進行的,在對女性的包容度、便捷性和安全性方面尚有一定的改進空間。所謂包容度,是指幫助女性參與城市的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生活;便捷,指的是讓城市設施與服務滿足女性的生理需要與社會角色;安全,則指向創造一個安全的城市環境,讓女性共享更好城市生活。
不少城市都在強調倡導建立兒童友好性城市,女性友好性城市卻甚少被提及和關注,把性別視角納入城市治理在我國也尚屬新的嘗試。近年來,聯合國倡導在全球各大城市建立對兒童、青少年和女性安全與友好的城市,其中強調了使女性免于各種形式的暴力,增加女性在城市政策制定中的話語權,以及增強女性領導力等。在城市建設實踐中,決策者和治理者有必要考慮不同年齡與性別的城市居民的差異化需求,把兒童與女性的視角納入城市規劃及政策制定過程,讓所有城市居民共創共享包容、便捷和安全的城市空間和居住體驗。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員、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