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這個被稱為“雙減”的政策，關乎每一個孩子的教育，毫無疑問地引起了廣泛關注。記者采訪了浙江寧波市的一些校長、教師和家長，聽取他們的看法。(7月27日《寧波晚報》)

教育問題事關公眾切身利益，中小學生學業負擔過重已經成為了一種讓人痛心、揪心和憂心的現實。“雙減”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需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否則就會出現按下葫蘆浮起瓢、“校內減負校外加負”。一方面，要通過賦能讓校內教育教學提質增效，提升課后服務水平，讓學生學習更好地回歸校園;另一方面，要給校外培訓戴好“緊箍咒”，塑造好“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規則意識和邊界精神，避免校外培訓的“野蠻生長”。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將社會行為分為四個類型，即以目的為趨向的工具理性，以價值為趨向的價值理性，遵從風俗、習慣的傳統行為，受情感和情緒影響的“情緒化”行為。習慣成自然，要想打破常規，就必須建立健全、周密的實施操作系統，需要多一些繡花功夫。以公辦初中晚自習為例，教師如何配置，晚自習答疑如何安排，如何提升教師積極性……只有精益求精、盡善盡美，才能把好事做好。

減輕中小學生的學業負擔，不僅需要“過程管理”，也需要從源頭控制。不論是尊重學校差異性和主體性，進行多元分類評價、長周期評價等教育評價改革，還是注重課堂教學質量，注重知識學習與品德品行品質塑造的有機結合，抑或加強老師之間的有機銜接和良性互動，動態調節學生每天家庭作業的總量，避免“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課后家庭作業不僅需要精挑細選，也要根據學生的個體差異分層布置，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一生一策”。

激烈的競爭和教育內卷化，不僅加重了孩子們的學業負擔，也影響了他們身心健康尤其是精神世界的發育和建設，讓孩子們過早地流失了赤子之心，過早地學會了功利和算計。在“流動的恐懼”的驅動下，一些家長患上了“學業焦慮癥”唯恐孩子落后別人，身不由己又欲罷不能地參與各式各樣的“雞娃”。一些校外培訓機構為了迎合家長們的需求，在作業難度、學習進程等方面進行揠苗助長的“超前學習”;這樣急功近利的做法短期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實際上卻陷入了一種“你超前我更超前”的惡性循環。

落實“雙減”工作，就是為了讓教育評價的指揮棒更加精準，避免短視化、應試化，讓孩子得到全面發展。做好“雙減”，不能只給學校和教師“加壓增負”，也要在有些方面“松綁減負”，如探索教師上下班彈性制、在合理合規的范圍內給予老師更多的回報與激勵。只有充分激發教師隊伍活力，夢想的陽光才能更加充沛照進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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