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4萬名2020屆畢業生就業問題還沒畫上句號，又迎來了909萬名2021屆求職大軍，今年這個“后疫情”畢業季更具挑戰性。加之大學畢業生“慢就業”現象增長，給高校就業指導工作帶來一定難度和挑戰，出現了學生不急老師急，為勸就業輔導員老師“說干嘴”“跑斷腿”的現象。

對部分“慢就業”，應該理性看待。“慢就業”群體中有考公考研考編“二戰”以及選擇新業態就業創業的學生，有沒有找到心儀就業崗位、選擇觀望的待業學生，也有打著各種幌子逃避工作、害怕面對社會的學生。有的“慢”是蓄勢待發，有的是消極避世，有的是能力不足，真正需要就業指導的是后兩種，而對于積極的“慢就業”，只需適度引導、尊重學生個體選擇。

矛盾點在于，所有的“慢就業”體現在首次就業率上都是不好看的，而這些數字關系撥款經費、招生計劃、學科專業調整、教育教學改革方方面面。所以出現了一些為追求“快就業”，將畢業證、學位證與畢業生簽約掛鉤等就業率“注水”現象，這是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

從事說服效果研究的傳播學者霍夫蘭揭示了信源可信性與說服效果的相關性，即傳者爭取受眾信任是傳播內容發揮效果的前提條件。由于就業率剛性要求，輔導員往往成為就業工作壓力層層傳導的終端。但即便輔導員平時和學生打交道最多，勸就業時也需要“特別”講究方式，否則，百般勸說可能還抵不過閱歷、見識尚淺的同齡人一句話。如果固執用首次就業率衡量“慢就業”，就業指導就會變成與學生的拉鋸戰。

衡量就業率，不僅看數量，更要看質量。從2016年起，教育部就要求各地各高校重點統計有就業意愿尚未就業畢業生、暫不就業畢業生等指標，健全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狀況統計指標體系，放長了時間線，其實就考慮到了“慢就業”部分情形。教育部高校學生司相關負責人表示將向“慢就業”畢業生提供精準服務，基本思路也是“疏”。

反過來說，評價指標科學了、就業指導服務水平上去了，就業數據好看是水到渠成的事兒。若就業指導真正做到用心用情用力，站在學生立場做到“一人一策”，學生應該不會以失業為代價，故意讓數字不好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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