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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偉健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助理、副教授

近期，“人礦”一詞沖上海外網絡熱搜榜，反映了西方資本無序擴張重壓之下一種消極的社會心態。人既然被當作“礦”，甚至淪為一次性用品的勞動力，其人權狀況不言而喻。究其原因，還是在于金融資本主義擴張帶來的全球化浪潮下，資本對勞動的吸納形式從“形式吸納”變為“實質吸納”，資本主義積累體制轉變為所謂的后福特主義“彈性積累體制”，以“彈性用工”“派遣勞動”等新型勞動體制為代表，在“戰后黃金期”迫于勞資談判壓力而建立完善起來的能對勞動者進行充分人權保護的勞動體制紛紛走向名存實亡，而最耐人尋味的就是戰場上的“彈性用工”，即雇傭兵廣泛參與后冷戰時代的戰爭。

回顧二戰后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發動的歷次戰爭，以上世紀70年代美國朝野對“越戰”5萬余美軍士兵死亡的反思為標志，美西方國家為了標榜其一再津津樂道的人權高標，開始大量使用雇傭兵參與戰事。由美國國防部及各軍工復合體企業為發包方，由黑水公司等傭兵企業為分包、承包方，美西方的雇傭兵公司在80年代以來的兩伊戰爭、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以及本世紀以來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乃至當前的烏克蘭危機中大量使用雇傭兵，正規軍得以避免大量士兵傷亡以及由此而來的輿論壓力，政府、軍隊、傭兵企業投資方多方共贏，皆大歡喜。但是如果考慮到戰場上的人權狀況，以及現代國家軍政關系的穩定，這種做法其實是國家治理上的飲鴆止渴。

從人權保護和全球治理的視角看，即便是在戰場上，處置包括士兵生命安危在內的一切事務都應該有國際法的依據，而國際法及其所奠定的國際政治體系經歷了從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和1815年的維也納體系，再到“一戰”后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和“二戰”后的雅爾塔體系的演變。不過，美西方國家主導的近代國際政治體系中，從來都是存在著一種戰爭法權的“文明-野蠻”兩分法的：如果戰爭發生在“文明”國家之間，那么戰爭是有底線的，打仗無非是一種“兄弟鬩墻”的套利機制，而維護這個套利機制則需要一系列平衡機制——包括對戰俘人權的保護和交戰規則的遵守等；但如果戰爭是發生在“文明”國家和“野蠻”國家之間的非對稱戰爭，那么就可以無所不用其極了，對“野蠻”國家的軍民所實施的任何暴行，都被認為是有國際法理依據的。從美西方媒體對待后冷戰時代以來系列戰爭的“雙標”態度來看，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對于美西方國家而言，烏克蘭危機出現對上述兩分法構成了嚴重的挑戰：一方面作為斯拉夫人的“內戰”，戰爭爆發之初雙方的交戰行為均非?？酥?；另一方面，戰爭既然作為套利手段，那么在利潤沒有賺足之前，豈可輕言戰爭結束——這一點從俄烏雙方談判始終無法正常進行就可以看出。至于戰場上士兵的人權狀況，則不在戰爭“投資者”的盤算范圍之內。

面對現代化“無人戰爭”的殘酷性，雇傭兵大量地被作為“炮灰”投入戰場，不僅是其作為一個職業群體人權狀況惡化的表現，也對未來人類戰爭行為的規范化構成了極大威脅，會導致戰爭、軍事行為越來越失去底線，導致啟蒙時代以來人類所探索的“把暴力關進籠子”，即軍事現代化的努力毀于一旦。軍人是為國家和人民服役的特殊職業群體，也是一國組織化暴力機構的正規成員，其職業具有神圣性，從參軍、參戰到退役，其權益都由一系列的正規制度實施保護。然而，一旦軍事手段淪為全球資本主義積累體制的套利手段，軍人淪為資本的“耗材”，那么，一切正規軍事制度的神圣光環與榮譽感都會蕩然無存。而人類失去約束暴力的智慧后，就會出現前所未有的人道主義災難。

此外，美西方傭兵企業還與全球涉黑勢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比如讓美國自己都頭疼無比的墨西哥“洛斯·澤塔斯”販毒集團，高薪雇傭大量退役軍人與警察，并通過黑金政治左右政壇局勢，使這個臭名昭著的武裝販毒集團儼然成為“國中之國”。這樣的販毒集團對于美國這個全球第一大毒品消費國而言，遲早會帶來暴力失控的可怕反噬后果。（責任編輯：華章 安然 宇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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