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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一代為何成為倦怠的一代？”從《我差點活得很辛苦》《那是不公平的》到《倦怠的一代》，這些年關于韓國“經濟危機世代”的書籍更多充滿自我挫敗感，而非自助向上。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韓國經歷了一個較長的經濟高速增長期。然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經濟高速增長戛然而止，同時“新經濟自由主義改革”迅速展開。韓國就業低迷和收入兩極分化現象逐步加深，社會面貌發生巨大變化，出現諸多社會問題。其中，出生在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初，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陸續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韓國人被稱作“經濟危機世代”。他們面臨的生活困境，以及韓國政府的應對引人深思。

“經濟危機世代”的最明顯經濟社會特征，是長期的就業難、勞動力市場二元分化以及社會競爭加劇。如果把經濟自立、建立家庭看作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成年”的標志，那么“經濟危機世代”步入“社會成年”的年齡在不斷延遲。在不能實現經濟自立的情況下，結婚和生子不再是“經濟危機世代”成年后的必然選擇。據韓國統計廳國家統計門戶網站3月20日發布的數據，在2022年結婚的韓國女性中，40至44歲的人數（1.0949萬人）多于20至24歲的人數（1.0113萬人）。韓國已經連續兩年出現這種明顯的晚婚現象。韓國統計廳3月23日公布的《2022年韓國社會指標》顯示，半數韓國人認為一輩子完全可以不結婚，10到29歲年齡段中近六成認為婚后不必生育。造成晚婚與不婚現象的原因是復雜的，例如生育觀念改變、女性受教育時間延長等，但其中經濟因素的影響非常顯著。即便結婚，“經濟危機世代”的生育意愿也大大減弱。韓國2022年總和生育率為0.78，創下1970年開始相關統計以來的最低值。

—方面，“經濟危機世代”的生活困境使得韓國社會的老齡化問題愈發難以應對。從社會人口結構層面來看，“經濟危機世代”人生軌跡的改變加劇了韓國的少子化趨勢，使得社會撫養比進一步惡化。從家庭層面來看，韓國家庭中世代之間的經濟聯系非常緊密，“經濟危機世代”的經濟困境通過家庭紐帶傳遞至父母，削弱了他們父母的養老儲備。另一方面，“經濟危機世代”遭遇的生活困境引發韓國社會不同利益集團、不同政治勢力關于公平和分配的爭論。這種爭論被政治化，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分化和社會矛盾。

為了緩解“經濟危機世代”的生活困境，2000年以后韓國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促進青年就業、鼓勵生育的社會福利政策，同時也針對“學歷通脹”現象著手對韓國的教育進行改革，但到目前為止收效并不明顯，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

第一，一些社會問題雖然集中出現在某個人群或者某個領域，但要解決這些問題往往需要從整個社會生態系統出發進行全盤協調，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要想從根本上促進“經濟危機世代”的就業和生育，還需要使整個社會生態系統平衡發展，需要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共同著手進行引導和調整。

第二，社會治理不能被動防范，而要積極預先干預。韓國政府之所以無法從經濟社會結構存在的根本問題出發有效應對“經濟危機世代”面臨的困境，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韓國的應對是被危機倒逼進行的，政府應對的空間縮小了。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前，韓國一直關注經濟發展，對于社會分配、社會保障的關注不足。進入21世紀，李明博、樸槿惠、文在寅三屆政府的發展觀逐漸發生轉變，但社會質量的提升不可能一蹴而就。

第三，需要關注年輕人的發展機會，在社會資源分配中考慮不同世代均衡發展的問題。在物質相對匱乏時代出生、在經濟高速增長期就業的世代更容易獲得幸福感，而在物質相對豐富時代出生、在經濟低速發展期求職的世代抗壓能力更弱。年輕人的發展是社會活力的重要源泉，也是未來社會健康發展的需要，應該對年輕人的生活狀態給予更多關注，使他們擁有通過自身努力改善生活的機會。

第四，社會治理需要良好的輿論環境。在韓國，世代之間的資源分配引發社會的矛盾對立，引發人們對于社會公平的質疑和對社會福利體系的不信任。應該時刻注意維護平穩良好的輿論環境，不受特定利益集團影響，不因此產生無謂的社會矛盾。

第五，著眼于未來產業發展的需求，積極進行教育改革，引導全社會樹立符合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職業觀念。在積極提升全民教育水平的同時，關注和警惕中產家庭的“學歷通脹”問題。為此，要警惕“唯學歷主義”，應該讓有一技之長的人和體力勞動者都得到社會尊重。與此同時，也應該對高等教育的專業設置進行前瞻性的調整，培養更多符合未來產業發展需求的人才。（作者是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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