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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從屬”美國，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當經貿問題成為日美之間爭論焦點時，日本還能對美國提出嚴正交涉，日美也曾爆發過激烈的貿易摩擦。然而一旦涉及外交和軍事問題，日本總要看美國臉色行事，日本最終只能貫徹美方的意愿，唯唯諾諾地追隨美國腳步。特別是最近十年，日本似乎不像過去一樣勉為其難地追隨美國，反而主動迎合。為何日本會陷入如此嚴重的“對美從屬”？

在思考這個問題的過程中，我發現了“日美同盟”這一魔咒。今天，在日本國會質詢和日本媒體的報道中，“日美同盟”這個詞被人們理所當然地使用。但我的記憶里，上世紀90年代，即日本經濟尚未陷入困境和低迷之前，“日美同盟”絕非常用詞語。1981年時任日本首相鈴木善幸訪問美國時，由于在日美共同聲明中使用了“同盟”一詞，還引起日本國內的震動。盡管嚴格來講，使用“同盟”一詞來形容日美關系在鈴木善幸之前也有過先例，如1979年時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訪美期間，在盛大的歡迎儀式上大平正芳就稱美國為“同盟國”，但一旦“同盟”一詞被寫入兩國共同聲明，其意義就大不相同了。事后鈴木善幸解釋稱他所說的同盟“不包含軍事意義”，又遭到時任外相伊東正義的反對，此事導致伊東正義引咎辭職。這一系列事件表明，“同盟”是一個極具分量的詞匯，在當時的日本國內，使用“同盟”來形容日美關系，會引起各方強烈的反感和警惕。

橋本龍太郎政府在1997年修改了《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使得《日美安保條約》的性質發生變化，從而“升華”出了“日美同盟”。這一年《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修改其實不僅僅包含安保條約的大幅修改，日美雙方還為了避免政治的混亂，悄悄對《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執行層面進行重新評估，“周邊事態”一詞的使用自此開始，對“周邊”的定義也有了討論?！叭彰劳恕边@個名詞的使用到2000年后在日本逐漸常態化。比如2006年小泉純一郎和小布什之間的日美首腦會談后，兩國發表題為“新世紀的日美同盟”的共同聲明，討論了發展“世界中的日美同盟”的構想。到了安倍晉三執政時期，“同盟的強化”等詞匯的使用已經變得理所應當。

“同盟”一詞，通常指彼此平等的國家之間結成的關系。那么，日美之間是否有彼此平等的關系呢？從法律上說，雖然日本向美軍提供軍事基地，但由于日本通過憲法第九條放棄了戰爭權，因此日本在軍事上沒有保衛美國的義務。即便有所謂對等義務之說，但與其他“同盟”需要負擔的相互防衛義務相比，日美同盟還是有所不同的。不過從另一個維度來看，無論大多數日本公民承認與否，日本人都深刻理解日美關系絕不是對等的。事實上《日美安保條約》的基礎，是具有壓倒性優勢的戰勝國美國，和只允許服從美國的戰敗國日本之間，構建起的一個旨在半永久性地維持兩國關系的框架，它天生就不是一個對等的相互防衛條約。

駐日美軍不僅僅負責防衛日本，還能以“為東亞和平與安全作出貢獻”的名義留在日本境內，隨心所欲地使用軍事基地。日本在1945年剛戰敗后的情況，到現在基本沒有變化，這種說法絕非言過其實。將東京上空的航空管制權交給駐扎橫田基地的美軍，限制日本航空公司的航線；美國總統理所應當地不接受任何日本的入境審查，就能堂而皇之從橫田基地進出日本；日本警察無法接近在基地外部的美軍直升機墜毀事故現場；不惜讓日本的防衛體制和防衛預算產生結構性失調都要去購買昂貴的美國武器系統；等等。這類反映日美之間非對稱性關系的異常案例真的是不勝枚舉。

無視日美之間非對稱性“同盟關系”的問題，甚至試圖自欺欺人地將其看作平等關系的背景，正是戰后特別是經濟持續低迷的近30年，日本人的自我欺騙愈發嚴重。戰后的日本常被指責在面對其他亞洲國家時過于趾高氣揚，這種行為即是日本自我麻痹的一種代償行為，以便日本可以回避面對美國時，凡事都卑躬屈膝的可悲的非對稱關系。近年來，日本政府又過分強調日美同盟，其背景是日本想要極力掩飾美國國力衰退和日本長期低迷的現實。為此日本表面上加強了軍事存在感，通過行使集體自衛權，以向外界展示日本與美國“并肩參戰”的姿態。雖然日本修改憲法第九條的門檻仍然很高，但通過將憲法第九條的條文空洞化，仍能夠滿足日本的這一需求。

在戰后事實統治日本的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曾在1951年5月美國國會參議院軍事和外交關系委員會上說：“以現代文明的尺度來計算，如果說我們已經到了45歲這個成熟年齡的話，那么日本人還是12歲的孩子?！边@不僅是一種讓人極為不快的說法，還可以看出以麥克阿瑟為代表的華盛頓不僅不把日本平等看待，反而將日本看作能力低下未及成年的孩子，這種看法甚至可能至今都未有改變。

美國國力的相對衰落仍將持續，日本經濟低迷也還看不到盡頭。非常遺憾的是，除非日本社會自己認識到自我欺騙的錯誤并嘗試去擺脫它，否則日本將更為依賴“日美同盟”的幻象并變本加厲地討好美國。（作者田中和久是日本媒體人，本文由徐偉信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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