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何女士所住小區門口的那家美容美發店出事了。這家店是2017年11月份前后才開的，是在上一家美容美發店的基礎上新開的。經營不到一年，店里員工突然又換了新面孔，老板也換了。小區業主們想找當初辦理充值的老員工退還充值卡里的錢，但對方解釋，老店經營不善，錢都虧掉了。
想退錢維權的消費者至少有16位，最多的一位卡里充了7萬多元，少的也有幾千元，涉及金額有20多萬。怎么辦?小區里好像有位女律師，找她問問。
起初，浙江六和律師事務所律師李黎虹也認為，這點事啟動訴訟維權，成本太高，建議求助者向市場監管部門反映，或者找媒體維權。經過多方協調維權，那家店同意充值卡內的余額還能繼續使用。但顧客很快又發現，如果按照新店給出的消費規則，他們之前充值卡里的錢全都貶值了。
會不會這就是一個騙局？
李黎虹心生疑問，開始對類似案例進行深入調查。她走訪了杭州十幾家類似美容美發店后發現，美容美發店換老板，也許不止經營不善這么簡單，很可能是通過這種方法惡意圈錢斂財。
律師調查發現
有關聯的美容美發店至少有16家
李黎虹在網上和相關系統里查了查這家美容美發店，發現事情不簡單。
這家店所在的地址，在工商登記上的卻是另外一家美容美發店;這家店登記的地址，則在另外一個區。不僅如此，當時顧客充值的收款主體，是第三方企業，也是一家美容美發店。
聽起來有點繞，簡單地說就是：A是在工商注冊登記的名稱，B是店面招牌，收款方卻是C。
這三家店有沒有什么關聯?一查，讓她大吃一驚。
李黎虹通過網絡登錄“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中國裁判文書網”等平臺，通過法院調查協助函向市場監管局調取企業內檔信息，又通過查詢相關企業法定代表人，結果牽出了更多企業。
與上述三家企業和企業股東有關聯的美容美發店至少有16家!遍布杭州市下城、拱墅、上城、西湖、江干、蕭山、濱江等區。許多門店都帶有一個“尚”字，而且公司法定代表人、股東之間相互都有關聯。
為了進一步排查核實，李黎虹整理了一份登記信息表，花了一個多星期，把這些關聯的門店都跑了一遍。她發現“掛羊頭賣狗肉”的情況普遍存在，好幾家店注冊登記的名字是A，但到注冊地一看，店名卻是另一個名字。
另外，她走訪調查的這些美容美發店，截止到調查之日，涉及“跑路”的至少有4家，并由此引發過相關的投訴或訴訟，部分店鋪還因涉嫌價格違法、非法行醫以及消費投訴舉報等被行政機關查處過。
打官司維權
一路遇到重重困難
對于這次調查結果，李黎虹產生了一個猜測：這些美容美發店是以發展客戶并鼓動他們大額充值預付款為目的，繼而通過停業、轉讓等手段“跑路”，大肆侵吞巨額資金，最后再異地開店，重新尋覓客戶充值。
聽到調查結果后，充值了兩萬多元的何女士堅持要將這三家相關聯的企業和法人都訴諸法庭，但打官司過程卻一波多折。
“當時我建議消費者：第一，要將關聯公司和法定代表人都作為被告;第二，主張涉事企業有主觀惡意，存在詐騙行為，提出懲罰性賠償，也就是要退一賠三;第三，由兩三名金額較大的消費者先共同起訴，同時向法院申請財產保全，如果有財產能夠保全，一方面破除了店家沒有錢退款的謊言，另一方面是為了整體考慮，希望保全到的金額能覆蓋消費者維權金額。”
但現實是，很多消費者覺得打官司太過麻煩，都持觀望態度，“都想讓別人先試一試，而且覺得能拿回錢的可能性幾乎沒有，不想折騰。”
在李黎虹的分析和建議之下，何女士決定將3家企業以及3名法人代表都列為被告。2018年11月，何女士和另外一名消費者到法院提交訴狀，可剛開了個頭就遇到了問題。
“一個服務合同糾紛，卻涉及6個被告，而且把3個法人代表列為被告，首先需要這些被告個人身份信息。”于是，何女士只能向法院申請調查函，然后到派出所調取自然人被告的身份信息。
另外一個消費者發現剛起訴就這么麻煩，很快打了退堂鼓。
何女士拿到被告身份信息后，再次到法院立案，立案庭法官認為6個被告有錯誤，不予立案，要求補正。經多次溝通，立案庭法官最終同意將其中一家公司作為被告，另外兩家公司作為第三人，3名法定代表人不能作為被告。何女士只能聽從法院建議。但是，立了的案件，又被移送到了另一個區的法院。一來一回，僅立案就耗費了幾個月。
李黎虹了解到這個情況后，決定直接介入案件維權，正式接受代理。
2019年5月第一次開庭前，李黎虹重新整理了證據材料，將3家公司和3名法定代表人作為共同被告，向法院正式提出追加被告的申請。經過多次溝通，法院終于同意將上述6個主體作為共同被告。
李黎虹坦言，有相熟的法官也和她訴苦過，“法官自己也被這樣的美容美發店坑過，最終沒精力去追究。”
第一次開庭，被告沒有到庭。法院另行安排了開庭時間，那是在幾個月后的12月份了。
官司打贏
但只是揭開了冰山一角
為了這起案子，李黎虹動用了律所一年一個的免費代理訴訟名額，免費公益代理。“不然何女士一共充值了2萬多元，哪怕最后勝訴賠到，大部分都要付給律師了。”
在法院正式立案后，涉事美容美發店的態度就有了極大轉變。
“一開始他們很是無所謂的，就說沒錢，余額退不了。后來法院立案了，他們就多次來溝通，希望能私下調解，但是調解金額不盡如人意，難以全部退回。”李黎虹說。何女士堅持要起訴到底，“不僅僅是幾萬塊錢的事情，而是涉事美發店惡意性太強，我們想弄清楚背后到底有什么貓膩，也想給更多的消費者提個醒。”
第二次開庭，被安排在了2019年12月25日，距離何女士開始維權已經過去一年多。法院開庭審理，庭后主持調解。因為多種原因，何女士最終同意調解，被告向她退款23356元并賠償損失7644元。
“雖然錢不多，但賠償損失還是蠻少見的。我查了一下，其他合同糾紛調解好像都沒有這樣的賠償款。”李黎虹坦言，因為各種原因，這個案件留有遺憾，很多問題還未調查清楚，自己收集的一些材料可能只是揭開了冰山一角，“比如每次美容美發店收款，用的二維碼并不是對公賬戶，最終錢款打向了哪里?這個賬戶的主人會不會就是幕后操縱者?這些我們是沒有權限查看的，也許只有公安介入調查才能解開謎團。”
如此“盈利模式”
背后可能有一個高智商團隊
李黎虹想通過自己代理的這起案子，給消費者提個醒：選擇預付式消費并充值時，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要進了別人的圈套。“出事后想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是一個又漫長又艱難的過程，普通人要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
李黎虹說，美容美發店正是抓住了這一點，所以頻頻復制“盈利模式”。“這樣的事一定不是單人能夠完成的，背后必然有一個團隊，而且這個團隊很懂法律的漏洞和現狀，是一個高智商團體在有規劃地運作圈錢。”
在采訪李黎虹后，記者通過“中國裁判文書網”進行查詢，輸入關鍵詞“美容美發”，發現僅在2020年，浙江就有相關合同糾紛案48件，涉及義烏、普陀、上虞等多座城市，其中半數以上與充值有關。
其中有一種，是消費者以“誠意金”的方式換取美容美發店的服務，只要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服務，就能拿回所付的“誠意金”。美容美發店會以美容師人手不足、員工休假、美容店裝修等多種理由拖延服務，直至店面倒閉，消費者的“誠意金”最終打了水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