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年有韓春雨現象，今年更是爆出了某地方院校數學系超越北大數學系的笑話。
單單就規則而言，這所學校并未直接進行作假，也并非賄賂排名機構，而是很多數學系老師對規則的嫻熟掌握與利用。USNEWS排名規則中對高引用率權重較高，人為制造高引用率，讓該校一舉超過北大雄踞數學第一。
如果說追究該校的責任，大約只有一條，對高引用率的獎賞。但全國很多高校不也是這么做嗎?區別無非是程度與規則嚴密與否的問題。引用率本來是科研領域評價學術價值的一把重要的尺子，一旦我們把這個尺子作為衡量學術水平的重要甚至唯一的指標，就徹底被異化了。當下，有個別大學與科研機構甚至直接出臺獎勵政策，鼓勵引用同一個學?；蛘邌挝煌碌恼撐?，以提高學?；蚰晨蒲袡C構整體的學術聲譽，則是對規則的功利化利用。
評職稱看論文，于是就有一些教師制造出一堆沒有價值的論文，甚至是雇傭第三方不顧廉恥地定制論文。專利一度作為科研效果與成績的一部分，于是專利就井噴了，大量沒有實際意義的專利多如牛毛。
表面上是我們評價尺子出了問題，過于重視一些數字評價了，才有了“四唯”“五唯”的問題，但我想更進一步追問，我們為什么會喜歡用數字評價?難道大家都很傻?
肯定不是，首先是因為誠信。誠信文化的缺失，導致我們不相信定性評價，更喜歡用定量評——數字來衡量，認為數字評價一定能夠實現公平。
然而，只采納數字評價，功利文化就開始上陣了。極端功利化的應對，不斷扭曲各種指標，玩壞各種規則。比如SCI，比如引用率。
學術誠信不是獨立的，是整個社會誠信的一部分，也不可能獨立存在。因此，學術誠信的建設，需要從每一個人的誠信上下手。
誠信文化難道是人性的優勢?不是，是嚴懲重罰出來的。撒謊和作假成本太高，大到你無法承受，讓你不敢越雷池半步。就如法律的意義，是靠威懾實現的。
2014年8月，日本著名科學家笹井芳樹(Yoshiki Sasai)在研究所附近懸梁自盡，時年52歲。原因是其牽扯到一起學術不端事件，即日本著名科學家小保方晴子學術造假案。羞愧難當。而曾經聲名顯赫的小保方晴子則再也沒有機會進入研究領域，被“社會性死亡”。
去年，美國也被揭露出招生舞弊丑聞。一些有錢人通過賄賂體育教練，通過招生的旁門進了名校。被揭露后，不僅學生被退學，相關教練被罰重金、被判入獄，行賄的考生父母也一同被罰重金，被判刑入獄。
我們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比如酒駕入刑。酒駕屢禁不止，相關部門最后拿出殺手锏，酒駕入刑，這一惡劣風氣迅速得到了遏制，甚至催生出代駕這一新興職業。
如果我們一些教授、科研人員一旦被發現有學術不端或學術舞弊，不僅是開除、停職，而且一輩子不得從事教師與科研工作，丟了飯碗，他還敢嗎?
近年來，中央和教育主管部門多次下發文件，提出加強學風建設。例如，在《關于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中，響亮地提出“科研誠信是科技工作者的生命”;在“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再次提及加強學風建設，堅守學術誠信。
我認為，只有從底層解決誠信的問題，才能順理成章地建立學術誠信的風氣;只有以最嚴格的措施懲戒學術道德失范者，才能切實捍衛科研誠信的生命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