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勇先最近有點火出了圈。近日，他第一部編劇的電影作品《懸崖之上》收獲破8億的票房和良好口碑，隨后他翻譯的《數星星的夜·尹東柱的詩》一面世，便受到廣大讀者的關注，榮登亞洲好書榜第一名。
立夏第二天，在東五環一處靜謐的居所，全勇先接受了北京青年報記者的專訪。對于電影，全勇先直言“已經很滿意了”;對于詩歌，全勇先則認為，“好作品就是全人類的遺產”。
全勇先擁有作家、編劇、詩人三個身份。如何在多種寫作之間自由轉換?他笑言這些完全不存在障礙，都可以調節順暢。在他看來，詩歌是用詩的語言表達充沛的情感，電影劇本就要考慮用聲音和畫面去思維，小說則可以更揮灑、更自由地表達思想，描寫豐富的內心世界。它們的本質都是藝術。他覺得自己在這種切換中沒有覺得不安。
夏木萋萋，陽光明媚。全勇先養的兩只哈士奇犬不時走來，隔玻璃窗站定，探望主人片刻，再安靜地走開。全勇先說話語速不快，松弛自然：“只要人類還存在，詩就存在。這一點從翻譯尹東柱的第一天，我就充滿了信心。”
那些樸素的詩句和朝鮮語
特有的飽滿情感震撼了我
全勇先說自己最近才意識到：“電影《懸崖之上》故事背景涉及到日本731部隊的一次脫逃事件;而我熱愛的詩人尹東柱，也是被日本法西斯做了殘暴的活體實驗而英年早逝……”他覺得這兩件事冥冥之中也有一種勾連。詩集譯本正式出版的那一天，恰恰也是電影上映的那一天。
探究詩人尹東柱，要追溯到26年前的一天，“1995年我去長白山雜志社領獎，帶回家一本朝鮮文版的雜志。那些樸素的詩句和朝鮮語特有的飽滿情感震撼了我。”
后來，全勇先才了解到，尹東柱1917年生于中國延邊，因在日本留學期間有參與朝鮮獨立運動的傾向被逮捕。1945年二戰結束前，他死于日本監獄中，年僅28歲。
讀過那些詩，全勇先難以想象的是，在那個恐怖年代，還有這樣了不起的詩人。在尹東柱的詩里，他讀到的是悲憫、同情、善良，還有寬廣和細膩，簡潔而深遠。“尹東柱有那種非常真摯、樸素的情感。他的詩歌里沒有怨念和仇恨，我覺得這非常了不起。”
翻譯作品，這是全勇先人生的第一次。他說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成為某種語言的譯者。但他決定拉上姐姐全明蘭一起做這件看起來很艱苦的事，“她會讀韓語，我能勉強聽懂日常對話。她在上海，我在北京。她先是讀給我聽，我們就在微信上互相探討。我姐姐是個才女，當年是她們學校的文科狀元。大學考到北京，一直從事文字工作。”就這樣，他們前前后后花了差不多兩三年的時間才最終完成譯作。
起初全勇先在朋友圈貼出一兩首，結果每一首詩下邊“都有一群人在問這個寫詩的人是誰”，這給了他勇氣和信心，“尹東柱生活在那么殘酷、污濁的年代，卻寫出那么美好、干凈的詩句。我相信人類對美好情感的追求永遠是共通的。”
世界需要這樣勇于先行的人
尹東柱在韓國很有知名度，在日本也很受關注，“在日本福岡，在他死去的地方，大學生們每個月都舉辦一次尹東柱詩歌朗誦會。”在全勇先看來，尹東柱生在中國，又埋葬在中國這片土地上，連他的墓碑上都是用漢字寫著“詩人尹東柱之墓”——“他雖然用朝鮮語寫作，卻和中國這片土地有著這么深的淵源，因為語言的隔閡，加之以前的部分譯本過于小眾，這位天才詩人在這里被遺忘、被埋沒了。這是一個令人遺憾的事，但也正因如此，才令我有熱情去做這件事。”
說起尹東柱詩集在日本大學生中的流行，不能不提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大村益夫教授，全勇先說：“他是研究朝鮮文學的，非常熱愛尹東柱。”1985年，大村益夫克服重重困難來到延邊大學任外教。他來中國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尹東柱的墓地。每個周末、節假日，他都帶著學生去東山尋找，那里荒草叢生，荊棘遍地。經過艱苦的尋找，他終于找到尹東柱的墓并修繕了它。令人非常感動的是，“這位老人每年都要來一次中國。2019年他已經85歲了，家人考慮到他的身體情況，不同意他再來中國，但他還是堅持最后一次來到延邊龍井，在尹東柱的墓地低頭默哀了十幾分鐘，在場的人無不動容。”全勇先希望疫情過后能去拜訪大村益夫教授，“一定把這本中文版詩集親手交給他。”
好的詩人是屬于全世界的。語言的溝壑隔斷不了人們對美好詩歌的向往。全勇先現在還記得，同是詩人的出版人張小波只讀了兩首詩，就說：“哎呀這個詩人太偉大了，我來出版它。我用最好的紙，最精美的印刷，一定把它做出來……”
被詩歌打動的人，也不斷打動著全勇先。著名編劇宋方金坦言，尹東柱詩集的序言和后記令人動容。在宋方金看來，全勇先是個凜冽而深情的人，“作為作者，從《懸崖》到《懸崖之上》如是;作為譯者，《數星星的夜》亦如是。世界需要這樣勇于先行的人。”
作家興安直言，讀過《數星星的夜》這個詩集，“讓我走到院里，拍下了今夜的星空，記錄了我讀這本詩集后無法言說的感受。他確實是一個純粹、美好、真誠的詩人。讀尹東柱的詩，或許就如仰望夜晚的星空，讓我感覺此刻的我不是孤獨一人。”
一頓飯的工夫
張藝謀就看完了劇本
張藝謀導演的第一部諜戰題材電影《懸崖之上》大火，作為電影故事的原創者，編劇全勇先功不可沒。直到現在，他還記得十五六年前第一次見張藝謀的情景，“在《山楂樹之戀》拍攝期間，當時擔任文學策劃的周曉楓讓我過去聊電影，那是第一次見張導。”他轉而笑著自嘲，“不過這次因為電影《懸崖之上》再見面時，他已經不記得我了。”
全勇先說，電影劇本《懸崖之上》脫胎于電視劇劇本《懸崖之上》(電視劇《懸崖》的前傳，尚未投拍)?！稇已轮稀返碾娪皠”緦懲曛?，全勇先也跟一些公司接觸過，當時大多數公司都覺得這部戲的拍攝難度大，有些年輕導演沒有那段歷史的積累也覺得駕馭不了。這時，英皇電影公司的梁琳女士看到了這個劇本。她說，“我喜歡這個故事，想請張藝謀導演來做。”
很快，梁琳回復消息說，張藝謀也喜歡這個劇本，決定要拍。見面后，張導“提了一些想法、意見”。全勇先改好后，張導又提出兩條刪改意見。幾個月后，全勇先把第二次改好的劇本發過去時，張導正在拍《堅如磐石》，“沒想到上午11點發過去的，他中午吃飯的時候一口氣就看完了，看完立刻就說‘行了，很好’。”就這樣，編劇意義上的劇本部分就算完成了，差不多就是修改了兩次。
在全勇先看來，“在電影的整個操作過程中，編劇提供故事當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電影的制作一定貫穿了導演對電影的理解，他的電影觀、他的美學。張藝謀眼中的周乙和我眼中的周乙，一定是不一樣的。”
從一開始寫劇本，全勇先就一直秉持自己的文學觀，“電影和文學說的都是人，如果脫離了人的概念，什么都不成立，也不能打動觀眾。因此內心一定要洞察人，理解人，關懷人。”
從全勇先以往的影視作品中能夠清晰地看到，《母親》《歲月》《雪狼》《懸崖》都是寫人的，只不過是把人放到極端的環境里去表現，而且沒有一個人是符號化的。他直言在劇本創作時會比較強調邏輯、強調情感：“我覺得這個人這時候不是這個情感，或者是這個人的行為違背常識，我就寫不下去了。他為什么要這么做?我必須得找到充分的依據，否則我自己說服不了自己。”
全勇先很推崇李安在獲奧斯卡獎時曾經說過的一句話：感謝劇組的所有人跟我一起相信這個故事。全勇先認為：“相信，是最重要的。作為一個編劇，更要相信這個故事。”
在全勇先看來，任何藝術形式都是高級的：“我不認為編劇就比作家怎么樣，作家又比詩人怎么樣，我覺得所有的作品只有好壞之分?；蛟S有的人覺得寫小說高級，編劇就差點意思，但我沒有任何的偏見。我覺得它就是個藝術形式，它們都是等同的。把任何一個藝術形式做到最好、做到高級，那就都是值得尊敬的。莎士比亞在那個年代他是寫戲劇，放到今天，他也可能去寫個英劇或美劇。還有一點不要忘了，莎士比亞也是靠著戲劇走到文學的頂峰。”
那時候沒有不愛讀書的人
全勇先1966年出生，老家在黑龍江佳木斯。他有個明顯的感受：“十六七歲以前根本沒有機會看書，那時看的聽的都是樣板戲，好不容易看到一個羅馬尼亞的電影，但因為當時沒什么知識儲備，都看不懂。還有一件事給他留下很深印象：“那時我還聽說過，有位姑娘讀《三家巷》，是在爐前燒火的時候讀完的，因為那本書就要被燒掉了，她看一頁燒一頁。那時候的讀書環境就是這樣，但是孩子們渴望讀書、渴望思想的熱情，是現在的孩子們很難理解和想象的。”
全勇先上初中時，正趕上改革開放，思想解放的大潮也洶涌澎湃。他覺得自己那時候“才完成了文化啟蒙”，同時對文學的興趣更加強烈。“第一次看到辛格小說時的震驚感至今難忘，我印象最深的是《傻瓜吉姆佩爾》，作家對一個‘傻瓜’的悲憫情懷和深刻同情，讓人終生難忘。”
1981年看《呼蘭河傳》時激動的心情，全勇先也至今難忘：“才知道原來他們是這樣生活啊……也可以說自那時起，我開始惡補文學作品。一個大時代潛移默化地把你往前推，我覺得那時候沒有不愛讀書的人，人人都有熱愛學習、接受新事物的心，特別有朝氣。我們那時候都寫詩，我大概到22歲后就基本不寫詩了，但是我一直都在讀詩。”
那種熱情，到現在身上也還有
1942年，全勇先的爺爺奶奶從朝鮮移民到中國，“我們家落腳的第一站就在五常的背蔭河，731部隊神秘的‘中馬城’就在那兒。我父母都參加過抗美援朝，他們回來都在公安局工作。”童年生活給全勇先留下美好的記憶，“1980年的時候我家就買了個彩色電視，那時好多鄰居晚上都過來圍著看?！杜贰杜徘蚺畬ⅰ贰洞笪餮蟮讈淼娜恕贰都永锷宜狸牎贰肚范甲屓思硬灰?。”更讓他感念的是，父母家人都是那種特別勤勉、善良、極富同情心的人，對他想做的事都盡力支持，“當時我好多行為都太前衛了，比如18歲去神農架找野人，在別人看來，這孩子瘋了。”可父母出于對他的信任，認同男孩子要有出息就得出去闖蕩、吃苦受罪、經歷挫折和摔打。去神農架找野人的路上，他還救了一個人，“這件事當時還被《中國青年報》刊登出來，題目叫《野人沒發現，懸崖救行人》。”說到這兒，全勇先樂了：“才發現，這輩子好像跟‘懸崖’摽上了。”
回首往事，全勇先現在都覺得當年自己做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比如背著包就走，從大雪紛飛的黑龍江一直走到椰林婆娑的海南島。”全勇先自言年輕時是一個特別容易產生熱情的人。后來全勇先做了政法記者，“當記者可以到處東張西望，每天也不覺得累，我很愿意去探索一些讓人好奇的東西”。在此期間他介入過很多刑事案、詐騙案的調查。“當記者的這些年讓自己豐富起來了，犯罪也是一個把人性放大的東西，所以這段經歷對了解人了解社會有很大幫助。”
積累多了
寫作時就游刃有余
可能跟當記者東游西逛有關，全勇先對東北淪陷時期的歷史特別感興趣，還下功夫采訪了不少老人，“一開始帶著攝像機錄音筆去，很快我發現這些東西其實是一個束縛，令被采訪者緊張，他(她)會自動過濾掉一些東西。后來我就跟他們喝酒、聊天，在一起放松下來，心里話就說出來了。”
在哈爾濱時，全勇先對建筑尤其喜歡，“站那兒看一看，再走一走，是非常有滋味的一件事。果戈理說過：當歌曲和傳說已經緘默的時候，建筑還在說話。建筑蘊含了很多東西，很多故事，假如你對這個人不了解，但是你在他的房子里住上幾天，就會產生一種連接。”
他還經常去博物館，“記得在沈陽九一八博物館看到一些老照片時很驚訝——奉天那時候已經有外形像內燃機車似的機車了，而且有些地區已經有瓦斯，煤氣已經接進了屋里。1903年發明了抽水馬桶，沒幾年哈爾濱就有了。我看過當年的報紙，甚至普通人的日記，還有賓館的賬單。這些交錯起來的點，勾連起來就會還原當年的樣子。積累多了，對當時社會的形態、社會氛圍有所了解，到寫作的時候就會游刃有余了。”
全勇先身上有著東北人特有的幽默，可能跟他樂天的生活態度有關?；厥淄?，“記得新千年初，在佳木斯的父母生病以后，家里經濟形勢每況愈下。當時比較焦慮，覺得生活需要一些改變了。”
當初毅然決然地“北漂”，到現在全勇先都覺得自己有點瘋狂——“連工作也沒有找就直接來了。起初也很狼狽，后來做了一些電視劇，也賣了一些影視版權，家里的情況才慢慢好起來。我這人可能在某些方面心也大，覺得通過努力將來都可以改善。別人都在這兒活著，我憑啥就活不了。”
這么多年來，全勇先說自己很信一句話叫“事緩則圓”。“沒必要火急火燎非得功成名就，一步一步順其自然，不那么給自己壓力，心態上就相對平和。想想30多歲時有一段時間每天寫8000字，一天一集，二十幾天就寫一個電視劇本，現在再那么寫，估計就得寫到住院了。”他笑著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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