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委屈了，這個錢太不好掙了。”近日，北京市人社局某副處長的一日送外賣體驗，為人們揭示了外賣騎手艱辛的工作過程，引起社會對新職業群體勞動過程和勞動權益的廣泛關注。
伴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發展，過去處于勞動力市場邊緣的零工經濟煥發出新的生命力。一方面，各類互聯網平臺通過數據、云計算等信息處理手段，提升供需匹配的效率，擴展了傳統就業人群的服務范圍和地理疆域，創造了網約車、外賣員等大量新就業形態，吸引大批就業人群的進駐;另一方面，這些就業者通過體力勞動的方式來獲取收入，這是典型勞動密集型的經濟業態。
在勞動密集型的經濟業態中，注定勞動者權益問題將成為社會重大關切。這些新興職業群體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游離于“標準勞動關系”之外。通過互聯網自由接單的應召工作方式，與傳統勞動法所調整的常規性從屬勞動存在形式上的區別。一旦涉及平臺與通過平臺提供服務的從業者之間的法律關系時，絕大多數平臺企業都認為，通過平臺接單的這些就業人員并不是企業的正式雇員，因而并不存在勞動關系?，F有的社會保險制度也是以傳統勞動關系為基礎，進而設計和建立起來的，由于勞動關系認定問題無法解決，因此大量平臺用工勞動者還被排除在社會保險制度之外。
不僅如此，平臺對勞動者的“算法”管理還呈現日益加深的趨勢。算法以其精準的解析和控制能力，使得一切變得透明可視化、直觀可理解，它不斷地通過優化算法來預測并修正勞動者的認知和行為。算法可以使平臺更詳細地制定工作規則，例如規定勞動者必須接受的工作比例，必須提供的勞動時間，以及期望的評級水平，使平臺比勞動者更清楚地了解勞動過程，并不斷優化工作流程以及縮短服務時間，進而持續增加勞動者“鎖在系統”里的壓迫感。報道中的副處長作為“生手”，“累癱在馬路邊上”，一天只賺了41元。
整體而言，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問題主要表現在勞動關系缺失、收入不穩定、缺乏社會保障、職業傷害頻發，以及沒有工作場所導致的孤獨感等方面。同時我們也需要警惕由于平臺勞動者權益保護不到位，造成勞動端風險向消費端乃至整個社會傳導，這會給社會大眾帶來心理上的不安全感。由此看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護是一個系統工程。
首先，應當建立針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法律制度體系。相關國家立法、司法部門應當結合復雜多樣的用工實踐，對新業態中的多種用工模式進行類型化梳理和分析，在現有法律制度框架體系內準確界定其法律性質，確定勞動關系認定的標準，明確各方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切實保障新興職業群體合法權益。
其二，應當建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勞動基準體系。在平臺就業的勞動報酬、休息休假、職業安全保障等事項方面，應當確立國家勞動基本標準。在報酬支付方面，建立小時最低勞動報酬制度，保證從業者基本收入。在工作時間方面，建立抑制在線時間過長的休息保障制度，促進從業者的身心協調發展。在勞動安全方面，建立適應平臺就業特點的勞動保護制度。
其三，應當建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社會保障體系。由于現實急迫性和可行性考慮，應優先實行工傷保險，其后逐步推行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并合理確定社保費率、繳費方式、待遇水平等。同時需要明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參加社會保險制度的定位，是歸入職工社會保險或居民社會保險，還是獨立構建，都是重要研究問題。
其四，應當建立新就業形態的集體協商制度。平臺的勞動權益事項由行業內代表性組織通過集體協商的方式來進行制定，尤其需要聚焦“算法”的規則體系，使得算法要能夠傾聽勞動者聲音，形成具有約束力的行業規范和行業勞動標準化體系。這不僅可以有效解決平臺勞動者的現實利益問題，形成源頭預防和治理矛盾的機制，同時也將大大改變勞動關系中的單邊主義，增進平臺與勞動者之間的互信。
(作者系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勞動關系與人力資源學院院長、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