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19年初曝出“博士論文造假”后，“每逢畢業季翟天臨都會‘被關心’”儼然成了例牌。2019年畢業季，有媒體報道稱《這仇恨太大了!翟天臨被準畢業生“罵上”熱搜》;到了去年，則是《翟天臨學術造假風波已過一年，如今突然躺槍，被大量畢業生怒懟》;至于今年，繼上個月中有網友調侃說“又到一年一度罵翟天臨的日子了”之后，這兩天“翟天臨舌戰群儒”再度引發關注。
相比前兩次，今年翟天臨似乎由被動地“被怒懟”，變成了主動示好。5月24日凌晨，他通過個人實名認證微博發文：“如果罵我能幫助大家緩解論文季的壓力，那我覺得被罵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希望大家文明宣泄，宣泄完了加把勁兒，加油!”只不過，如此“加油鼓勁”，很多畢業生卻不買賬。盡管翟天臨在評論互動中反反復復、苦口婆心地表示“發泄一下，明天好好寫，爭取通過標準”“如果罵我能讓你寫好論文，我可以接受，你自己也要努力啊”，依舊被很多人惡語相向。
對很多為了順利通過答辯而日夜鏖戰的畢業生來說，翟天臨身為明星，固然很容易給他們以“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印象，但不得不說，“聲討”翟天臨，客觀上顯然與他們最終能否順利通過答辯沒有必然關系。表面上看，似乎是翟天臨博士論文造假事發曝光后，“各大高校引以為戒，紛紛要求降低論文重復率”。實際上，嚴厲打擊學術造假，端正學術風氣，是近年來主管部門在不斷強化的一項工作，也是大學提升教育質量的必然要求。正像有頭腦冷靜的網友建議的那樣：有抱怨發泄那時間還不如趕緊降重。
相信很多“聲討”翟天臨的網友，并非真的不明白這樣的簡單道理，毋寧說，其更像是一場網絡行為藝術。因此，值得追問的是：畢業季“聲討”翟天臨，何以成為例牌?在筆者看來，原因之一是很多人在壓力之下需要找到一個宣泄情緒的出口，并且，這些壓力也不是單單地來源于順利通過論文答辯，還有走向社會即將面臨的各種各樣巨大壓力。
比如，有網友說，“你甚至很難理解大家為什么要往上讀吧，畢竟對你來說是那么容易一件事，只是一個身份而已”;還有網友說，“因為你有人脈有靠山，你可以不發一篇文章就讀北大的博后”……從中不難看出一些年輕人面對激烈社會競爭所感受到身份、社會資本等方面的差異。雖然這些客觀差異不足以構成對翟天臨惡語相向的理由，但這種差異感，同樣在客觀上卻容易觸發人們的激動情緒，翟天臨不過是一個符號化的標靶。
除了情緒，“聲討”翟天臨還流露出對論文查重機制亟待完善的呼聲。按理說，論文查重的目的，是引導學生好好做論文。然而，現實中，不區分論文“重復”內容的性質，強調機器認定的重復率指標，就很有可能扭曲查重的本意。加之論文查重服務在一些機構那里成了營利手段，甚至延伸出有償“降重”服務，很容易讓人產生“論文寫作已經變成一項轉換句式和詞匯、改寫直接引語的技術活”的錯覺。
顯而易見，罵人是不對的，滿是戾氣也無助于解決問題。同時，對廣大畢業生所面對的焦慮和現實問題，也應該有針對性地加以疏導和及時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