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文

“和《山河袈裟》一樣，《致江東父老》斷斷續續寫了十年，有好多篇都是一次次重寫的結果。”作家李修文的散文新作《致江東父老》近日面世，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自己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熱愛寫作，當真正成為精神依仗的東西越來越少時，寫作成為他無可替代的內心依仗。

“賈寶玉”“林黛玉”今天還在

“如果說有什么抱負的話，我的抱負就是下定了決心為那些失意的人或事，建一座紀念碑。”李修文說。

在《致江東父老》中，李修文從落魄的民間藝人，寫到與孩子失散的中年男人;從過了氣的女演員，寫到生產線上的工人……這些典型的中國式面孔，經過李修文的提煉和再造，成為一個個文學人物。他們超出了現實意義上的“真實”，成為李修文筆下的美學。

之所以寫《致江東父老》，是因為李修文相信，某種相對典型的中國式面孔，在今天流行的敘事里越來越安放不下，“我要找回他們，寫下他們。”李修文常常自問，在還房貸的隊伍里，在CBD痛哭的人群里，在各種素食或長跑的隊伍里，賈寶玉還在不在?林黛玉還在不在?“我覺得他們都還在，所以，寫下他們，寫好他們，一直是我的夙愿。”

李修文此番寫作運用了不同的文體，《我亦逢場作戲人》像個人的口述史，《白楊樹下》真實虛幻交雜如小說，《在春天哭泣》是和尚和詩人的寓言，《小站秘史》突然出現的白馬又仿佛傳奇……文章與形式相映成趣，寫作疆域在擴大。

他說，繼《山河袈裟》之后，半年后才開始這本書的寫作。但許許多多的材料、人事、情境，十幾年來卻在不斷地和他發生著聯系，“在寫《山河袈裟》的過程當中，其實這本書里的很多篇章，我已寫下了不少細節。”此外，在他看來，相比《山河袈裟》，《致江東父老》里生活本身的質感更加充足一些，“我希望通過《致江東父老》，讓自己從一種有名有姓的寫作變成無名無姓的寫作。”

對此作家李洱評價道，李修文重新在風雪當中看到廣大的人群，聽到人們的嘆息聲、喘息聲，寫那些失意人、滾爬跌倒的人，寫得特別熱烈、蒼涼、悲愴。

動用各種元素開拓散文疆土

對于李修文來說，完成這部書，他還有另一個雄偉的抱負，他想寫出中國式的文章，想從自己的筆下召喚出具有源頭意義的中國文章之氣。

李修文來自湖北荊州，他無限神往地說，楚人的文化傳統深厚，甚至一直到了夜晚也要筑起高臺，環繞火堆唱歌，發出自己的禱告。在這樣的基礎上產生了屈原，產生了那么多陰陽難辨的上天入地式的作品。“這些不僅是我身體上的故鄉，也是我個人美學的故鄉。”他迷戀于故鄉里的文化際遇，楚劇、漢劇、豫劇、荊州花鼓戲，還有漁鼓調……他喜愛各種各樣戲曲形式，戲曲帶給他的滋養，深深影響了他的文學道路。

在傳統文化的養育下，李修文有志愿寫出類似《古詩十九首》氣質的作品，“十九首的每一首都深深地站立在日常生活中，明確，堅實，靜水深流，有一種日常生活的正當之氣，這樣的作品，不僅僅是風格，而是風格的源頭，也不僅僅是個人美學，而是個人美學的源頭。”李修文說，當他行走在李白、杜甫、王安石、蘇東坡行走過的道路的時候，他感受到，某種古老的傳統、某種古老的情感在激活。在李修文看來，古人不會深陷在某種專業生活里無法自拔，他們的文章只是他們生存和掙扎于世的證據，他們向山水張開，向時間張開，他們讓自己的身體作為容器去接納山水、歷史與時間，同時，又讓自己的身體作為一根強勁而敏感的神經去感受著它們，最終，他們通過這種相遇，完成了對自己的命名，也完成了和他們所處時代的共鳴。

李修文想寫中國式文章，但更是今人的中國式文章。他動用各種手段，戲劇、音樂、電影、小說，讓這些元素全都作用于散文，在他看來，這才是替這一文體去開疆拓土的人間正道。“在《致江東父老》這本書里，有時候我會動用小說手段，有時候會使用口述史和書信體等等形式，這無非是說明，我希望我們的散文應該重新出發，去觸摸一種能夠盡可能承載我們更多審美感受的生命力。”

對此文學評論家張莉說，散文到今天，慢慢被雞湯所困擾的時候，作家重回文學傳統內部，找到中國式文章，這是李修文追求的很重要的東西。

當編劇一事無成卻磨礪寫作

多年前，李修文寫下長篇小說《滴淚痣》《捆綁上天堂》引起熱烈反響，但他的第三部沒了下文，他停了筆，轉而寫起了劇本。

多年后，李修文這樣回應道，他前后寫了十幾個劇本，真正拍出來的只有兩三個。“我寫完兩部長篇小說之后，真是一個字都再也寫不出來了。沒辦法了，想起自己喜歡影視劇，喜歡戲曲，也就出門到處跑，跟著一個個劇組去干活，但是，又幾乎沒有干成過一個活。”他說，那些年，影視界特別亂，好多項目聽上去都是花團錦簇，但沒兩天老板就被抓了。他經常是投入了半年一年，很快卻被人家找個理由就掃地出門了。

但他感謝編劇生涯，直到現在這個身份依然在他身上延續。在李修文看來，現在有很多作家不善于講故事，但做編劇不一樣，要面對出品人講故事，要面對審查者講故事，要給合作者講故事。而在一遍遍講故事的過程中，會不斷確認自己，確認效果。“所以僅此一點而言，它對我寫作的姿態，還有與受眾的關系，影響就很大。”李修文說，影視不是孤家寡人寫作，要不斷出門與他人合作，行走的空間疆域不斷擴大，和那些過去的陌生人、陌生情境相遇的也越來越多。正因為如此，他作為寫作者的地理的步伐、內心的氣象也因此博大、豁達。

涉足影視劇的工作，于李修文而言幾乎是救命稻草，“很難想象，沒有十多年的泥牛入海東奔西走，我的寫作怎么可能得以繼續?”那些年里，李修文趴在河灘上寫過東西，半夜里被叫醒寫過東西，甚至在大佬們的酒局上寫過東西。他笑道，他現在幾乎可以做到不管什么時間什么場所，只要想寫就能馬上開始寫。(路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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