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中的大多數時候，閻連科生活在香港。他住在香港科技大學校園內一棟170平方米的房子里，窗外就是大海。閻連科在這所學校擔任客座教授，一周上半天課。沒課的日子，他早晨起來寫作兩三個小時，下午翻翻書，睡個午覺，晚飯后在海邊散步。

如果內地有活動需要參加，他就隨時買票飛回來，活動結束再返回香港。那邊安靜，他也不參加聚會，溢出文學圈子之外，每天聽著海浪聲寫作，是這位長于河南以書寫苦難成名的作家不曾想象過的奢侈。

閻連科兩地往返的生活狀態，正如他近年作品的處境。大致從2010年起，他自己最為看重的小說作品，多在海外出版，而在內地，去年，他出版過一部長篇小說《速求共眠》，動靜不大，最近又出版了長篇散文《她們》，倒是備受好評。幾本在海外出版的作品中承載著他的文學野心，而在內地出版的書籍中，他樂于流露一些深情，他愿意用這樣的方式修復與內地讀者的關系。他不想成為這片大陸的陌生人。

她們

香港科技大學附近的海邊，閻連科時常和教授劉劍梅一起散步。劉劍梅是一位女性主義批評家，也是著名學者劉再復的女兒。兩人談及最多的是女性主義的話題。聊久了，閻連科萌生出一個想法：為什么不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寫一本家族女性的書?

11年前，閻連科寫過一本名為《我與父輩》的散文。書賣得很好，出版界的朋友建議他順勢再寫一本家族中的女性。閻連科覺得很難突破既定框架，就沒動筆。

直到那天在香港的海邊，他覺得或許時機到了。他去劉劍梅的辦公室，拿走七八本女性主義的著作。此前，閻連科對女性主義所知甚少，“就翻看過波伏娃的《第二性》，那也是因為波伏娃有名，而非對女性主義有興趣。”閻連科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與《我與父輩》中純粹的家族故事相比，這本寫作女性的書《她們》，有更大的野心。閻連科在設定書籍結構時，有意專門辟了一章寫作一個名為“第三性”的自創理論，在閻連科看來，由于環境、文化、政治等差異，西方的女性主義理論對中國女性的解釋力不夠。

閻連科的另一野心，是用《她們》寫作中國的四代女性。寫作80后一代女性時，閻連科覺得如果寫家人，會與上一代女性相差不多。于是，他將目光放在家族之外，在書中寫作了9位家族外的女性。她們的行為均溢出鄉村生活的常軌，比如：為了贈給情人100塊表去賣淫的趙雅敏;被家暴后殺夫，將丈夫埋尸廚房的王萍萍;鞋柜里有20多款名牌鞋，奢侈品包包掛滿臥室四面墻壁的楊采妮。這些人中很多都來自朋友們的講述和介紹。

按照中國傳統散文的邏輯，像這樣的書大多是對家人、親人、朋友的書寫。而閻連科這本書，寫作范圍已經超出自身經驗，有人將其歸為非虛構。閻連科不太認同這種歸類，“中國最需要非虛構，但非虛構在中國又最行不通。”閻連科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近年來，“冠姓權”“單身女性凍卵”，幾乎是網絡上最熱的公共話題。女性主義的爭論從未停歇，閻連科的這本《她們》有些莫名其妙地踩中了熱點。他在其中對于家族女性的溫情描述與贊美，以及作為男性對于女性的懺悔與反思，讓諸多女性讀者頗為贊賞。但閻連科覺得自己這本書與那些熱點其實毫無關系。

他不太關注那些虛熱的討論，倒是借由《她們》的寫作重新反思了自己的小說創作。很長時間以來，中國文學中的女性角色大多能被歸納為“女英雄”“賢妻良母”“蕩婦”三類，這顯得粗暴又狹窄。閻連科在以往的寫作中，也從未在意過女性主義視角，但如今，他開始有了自覺意識。

閻連科長篇散文作品《她們》。

自由與消失

《她們》是閻連科近10年寫作的第14本書，但只是在內地出版的第9本書。未在內地出版的書中，包含三部長篇小說：《四書》《日熄》和《心經》。這三部小說的寫作，他完全不考慮出版訴求，只考慮文學野心和寫作的自我滿足。

閻連科在50歲前，他的人生確實是一個“寫作改變命運”的樣本。24歲開始，他因寫作，在部隊提干，逃離土地，一點點成名。只不過，當他在文學之路上低頭掘進的時候，那些虛構的故事卻讓他和周遭的現實關系變得越來越緊張。50歲那一年，閻連科開始回望自己近十年的經歷，也開始思考未來的寫作。

以前，閻連科去醫院探望一些老作家時，老人們總會在病床前訴說相似的遺憾：這輩子最想寫的那本書沒有來得及寫。具體原因各異，有的是因為身體的病痛，有的因為其他瑣事的耽擱。“我想自己一定不要有這個遺憾，就把想寫的都寫出來。”閻連科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于是他開始決定，不再考慮文學之外的其他因素，不再自我設限。

那部讓他自己覺得自由的作品，便是《四書》。這本書在海外出版之后，廣受贊譽。2014年，閻連科憑借此書成為第一位獲得“卡夫卡文學獎”的中國作家，這一獎項被認作是諾貝爾文學獎的風向標。

彼時，閻連科生活的狀態也在慢慢變化，兒子工作、結婚，不再需要他操心。他的房貸已經還清，自己還調到了中國人民大學教書，一切都穩定下來。“之前還會在意一本書會掙多少錢，買房或換車。去了人民大學之后，我第一次把工資卡交給老婆，以后不再管這些。”多年之后，閻連科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起這些，都是輕松的神色。

如果仔細對比閻連科的小說與散文寫作，就會發現，這世上幾乎存在兩個閻連科。寫小說時，他筆下的世界荒誕、扭曲、陰沉，而寫散文時，營造的氛圍卻親切、明亮、溫暖。他自己也能感受到這分野的存在，沉入虛構，他容許自己變得兇狠又癲狂，而一旦回到對于現實世界的回憶與描摹，他就會陷入對于家人的依戀。他曾經拼命要逃離的土地，如今在《她們》之中呈現出來，成了最重要的牽掛。散文對閻連科而言，像是長跑之后的喘息和休整，就像在小說里完成了一個兇煞的角色扮演，他需要用散文寫作回到水面之上透一口氣，讓自己得以緩沖，也讓自己能夠與內地的讀者見面。

文學的意義

現在，閻連科寫作時，書桌上會放一本《新華字典》。這幾年，他變得容易忘字。每寫一頁，會翻兩三次字典，有時會發現某個字自己真的記錯了。這讓他想起日本作家德田秋生的晚年。德田秋生晚年半夜寫作，時常忘記某個詞語的意思，就把熟睡的兒子叫醒，向兒子確認某一個詞的含義。“我基本上也到了這個年齡了。”閻連科說。

閻連科今年62歲，從他當年看到張抗抗的《分界線》激發起自己靠寫作逃離土地的欲望算起，他已經寫作了40多年，但近幾年，他卻時常懷疑“寫作的意義”，對寫作常生出一種虛無感。他在接受日本NHK采訪時，寫下了一句頗為悲觀的話，“畢生努力，而一無所成”。

閻連科對寫作意義的懷疑，是在香港科技大學講課時開始的。五年前，他為了教學，系統梳理了19世紀和20世紀的文學。比照21世紀的文學，他得出一個結論，他覺得自己仍然是用21世紀的方法，去講19、20世紀的故事。他自己也不知道21世紀的文學應該是什么樣子，但他知道不應該重復過去百年內已經被講過無數遍的東西。

他用來尋求超越的方式是破壞，試圖寫作出一本“不像小說的小說”。他在日本、韓國見到招牌上有很多漢字，就想“同樣是中文字，招牌上的意思和我們的完全不同，或許可以把這些漢字、詞語帶回中文，會讓中文不一樣”。于是，他嘗試打亂中文的語法，也嘗試創造詞語，將這些實驗融入到一篇名為《信徒》的小說。他用這篇小說，參加了張悅然舉辦的“匿名作家計劃”。后來，張悅然對他說，評委在文章上畫滿了紅線標記語法錯誤?，F在，閻連科回看，覺得那是一次不成功的嘗試。那篇作品，閻連科也重新按照正確的語法，將文章修改了一遍。

除了藝術探索和思考層面的虛無，還有隔絕所帶來的困境。從《四書》開始，他更看重的小說都沒有在內地出版，無論如何，他都最在意這片大陸上的讀者，畢竟這里的人們才與他經驗相通。

閻連科從未放棄過與內地讀者建立關聯。他在去年出版了長篇小說《速求共眠》，現在又出版了長篇散文《她們》，他希望借此與內地讀者保持聯系與黏性。

閻連科在香港最新出版的一本小說叫《心經》，與宗教有關，也與女性有關，故事中開了巨大腦洞。這幾年，閻連科對宗教產生了很大興趣，當然絕不是信仰層面，仍然只是為了驅散寫作上的虛無。他覺得文學無路可走，看看宗教故事，甚至相關野史、傳說，也算尋找出路的嘗試。他說，自己終究是個熱愛世俗生活的人，不可能遁入神明的世界。

相比文學上的虛無感，閻連科在生活中其實狀態不錯。最近這段時間，由于疫情，他一直沒能回到香港，而是待在北京，陪陪家人，和孫輩玩耍，去紫竹院散步，這一切都給他安慰，他甚至還利用那段沒辦法出門的日子完成了一部新長篇。

和十年前那個焦慮的閻連科相比，如今他顯得放松許多，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年紀漸長，一部分也由于已經看淡許多事，曾經糾纏著他的以及他一直去糾纏的，都慢慢消散?，F在他的虛無、較真和野心都只關于文學本身。他能分得清虛構世界與現實生活，也愿意在俗世生活中尋求安慰，“工作肯定很虛無，但如果生活中沒人需要你，那是最可怕的事情。”閻連科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關鍵詞： 閻連科 生活中沒人需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