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祁連山麓到金沙江邊，輾轉千里，不忘刻苦攻讀馬恩著作;從青蔥少年到華發蕭蕭，一生堅守，一字一句打磨潤色推敲……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五研究部的專家們，樹立起馬列經典編譯的光輝典范。如今，中青年業務骨干們接續薪火，將他們的學術思想和道德風范，融入經典編譯事業。

北京西單西斜街36號，一個位于京城繁華地段卻顯得異常寧靜的院落。這里是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五研究部所在地，聚集著一批從事馬列經典著作編譯和研究的學者。韋建樺就是其中一員。自1978年起，他已在這里耕耘了42個春秋。直到今天，當他伏案工作、掩卷沉思時，還會想起1978年的四川攀枝花，想起在簡樸招待所里的那番對話。

“在這里，我找到了守志報國的陣地、安身立命的家園”

1978年，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以下簡稱“中央編譯局”，第五研究部原屬機構)招收編譯研究人員。經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嚴寶瑜教授推薦，編譯局專門委托副局長顧錦屏來攀枝花，考察韋建樺。

韋建樺1970年畢業于北大，先被分配到甘肅武威農場，后來調到攀枝花鋼鐵基地。從祁連山麓到金沙江邊，風雨八載、輾轉千里。他種過果樹、燒過磚瓦，當過機關秘書。不管做什么，他都努力利用一切機會研讀馬恩著作。

清晨，在激流洶涌的金沙江畔，他高聲誦讀德文版和中文版《共產黨宣言》，領會原文要旨;夜晚，在川滇交界的吊腳樓里，他對照中德文本學習《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等著作，體悟譯文妙筆。那些艱苦歲月里，馬恩著作始終是他心中的燈塔，而經典譯本的誕生地——中央編譯局，更是他向往的地方。

在攀枝花招待所，韋建樺見到了顧錦屏，向他匯報了多年來的學習體會，并借此向顧老師請教有關馬列經典作家生平、經典理論要義和經典著作翻譯等問題。顧錦屏一一解答，又仔細翻閱了韋建樺所做的筆記和卡片。顧錦屏喜出望外，他沒想到：“大山里竟然還有這樣一個熟讀馬列經典的年輕人!”

臨別時，顧錦屏交給他一篇德語文獻。那是德國著名工人運動活動家弗里德里希·列斯納撰寫的回憶馬恩的文章。韋建樺回去后徹夜未眠，將文章譯成中文。翌日清晨，他將謄清后的譯文交給了顧老師。顧錦屏讀后，發現譯文準確又流暢，內心深處覺得不虛此行。他希望這個勤勉又熱誠的年輕人，能盡快加入隊伍。

在此之前，韋建樺參加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招生考試，準備師從馮至教授攻讀德國語言文學專業。1964年，韋建樺從江蘇省揚州中學考進北大，被分配在德語專業。那時，他對學習外語沒有思想準備，一度感到猶豫和彷徨。一次新生座談會上，系主任馮至特別強調：“德語是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母語，希望你們當中有人立定志向，學好德語，為翻譯和研究兩位導師的光輝著作貢獻智慧。”

馮至的話深深地震撼了韋建樺。從此以后，他刻苦學習德語，鍥而不舍地閱讀馬恩著作。革命導師對人類歷史規律的深刻闡述、對未來社會的科學設想，像一縷陽光充盈著他的內心，使他在一片喧囂和混沌中，始終保持冷靜、清醒和堅定。

1978年初秋，韋建樺幾乎同時收到了社科院的錄取通知書和編譯局的商調函。最終，韋建樺選擇了編譯局。馮至贊同他的選擇，并在以后的工作中給予了支持。韋建樺一直銘記著馮至的話：“經典著作編譯，事關指導思想和前進方向，使命光榮、任重道遠。”他想起了中國古人的名言：“經師易求，人師難得。”在韋建樺心目中，馮至是身兼經師與人師的卓越學者。

1978年10月，韋建樺終于走進中央編譯局。他說：“在這里，我找到了守志報國的陣地、安身立命的家園。”

“將編譯事業視為崇高的使命，在其中實現人生價值”

與韋建樺的一波三折相比，顧錦屏進入編譯局工作順理成章。

顧錦屏出生在原江蘇省崇明縣(現上海市崇明區)，從小在江邊長大。江南水土肥沃，收獲時節滿眼是金黃的稻浪。“難道讓孩子耕一輩子田嗎?”在上海紗廠做過工的母親希望兒子去外地上學。

1947年，顧錦屏考上了名校格致中學。格致中學好是好，但學費貴。最終，顧錦屏選擇去了江蘇省立太倉師范，因為可以免費入學。1949年5月，太倉解放了，顧錦屏和同學們群情涌動，有的參軍，有的到地方揮灑汗水。

顧錦屏偶然看到報紙上的廣告：華東革命大學附屬上海俄文學校招生，國家急需俄文人才。他跟幾個同學步行二三十里到昆山坐火車，輾轉去上?？荚?。最終，16歲的顧錦屏被錄取。“那真是激情燃燒的歲月啊!時任上海市長陳毅參加了開學典禮，動員我們學好俄語。”從此，顧錦屏埋頭學、刻苦學、發奮學。

1951年9月，中組部要調25名同學到北京工作。“不可能有我啊，我當時那么小。”出乎顧錦屏的意料，他被選中了。一個星期后，剛滿18歲的顧錦屏和同班同學周亮勛一同北上，進入了編譯局工作。

在局里，所有人都叫顧錦屏“小孩兒”。他被分到哲學組，翻譯羅森塔爾、尤金編的《簡明哲學辭典》。顧錦屏蒙了，他對哲學一竅不通，唯有邊干邊學。顧錦屏每天泡在資料室，既學俄語，也學理論。

掌握語言和理論后，顧錦屏迷上了哲學。列寧《哲學筆記》、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等的翻譯、修改、校訂，他都是重要經手者。

時間在筆端、紙面呼嘯而過，當年的杏花春雨江南，換做北方長街卷起的千堆雪;那個意氣風發的少年，也早已華發蕭蕭。前些年老同學老同事周亮勛倒在了工作崗位上，給他很大刺激。老周有心腦血管病，但經常因為一字一句一個標點的斟酌，忘記吃飯休息。

在編譯局，這樣的老同志不少。懷著一顆紅心來，留下卷卷書香去。“歲月待我不薄啊，到現在這個年紀，還能干著自己喜愛的工作。”87歲的顧錦屏說話沒那么利索了，但精氣神兒仍很足。

因為業務性強，編譯局有“以老帶新”的傳統。如今，韋建樺和顧錦屏每天仍到單位來，編書譯稿做研究，幫年輕人改稿。1998年參加工作的徐洋，當年“以老帶新”的老師就是韋建樺。“他們是將編譯事業視為崇高的使命，在其中實現人生價值。”徐洋說。

“編譯工作不是僅僅查查字典、給詞語搬家，而是要忠實反映原著的科學內涵”

編譯之難，徐洋深有體會。他曾承擔馬克思《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的編譯工作。馬克思和恩格斯精通多種語言，據不完全統計，馬恩著作約65%用德文撰寫，30%用英文，剩下的用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丹麥文、保加利亞文等語言撰寫。

同時，馬恩著作涵蓋的科學領域極廣，涉及哲學、經濟、政治、法學、史學、軍事、教育、科技、新聞、文藝等各學科。“編譯工作不是僅僅查查字典、給詞語搬家，而是要忠實反映原著的科學內涵。”韋建樺說。

編譯時，徐洋發現馬克思的手稿中有大量英文法文，還有在大英博物館摘錄的17、18世紀出版的書籍的引文。“很多句子都太艱深了，只能請教韋老師。”

徐洋把問題理出來，A4紙小四號字打印，有100多頁。韋建樺當時正忙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某些卷次的審定，他放下手頭工作，用清晰工整的行楷字，在紙邊標注自己的回答，以及對徐洋譯稿的修改，并注明修改原因。

除了編譯，韋建樺也在思考如何讓當代中國青年更加真切地感悟革命導師的人生境界。為此，韋建樺主編了《馬克思畫傳》《恩格斯畫傳》《列寧畫傳》，這些作品理論感召力和藝術感染力兼具。

近年來，一批年輕人加入了第五研究部。1988年出生的高杉是其中一位。最近進行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研討會上，高杉等年輕同志提出的學術問題、撰寫的討論材料得到了韋建樺的高度評價：“年輕同志功底扎實，工作嚴謹。馬列經典著作編譯工作者的傳統正在延續，我們的事業后繼有人，前景光明!”韋建樺說。

點亮生命的信仰之光(記者手記)

馬列經典博大精深，如何用漢語準確、科學地翻譯革命導師著作，第五研究部的編譯家們用一本本譯著做出了回答。

編譯工作是寂寞的。一盞燈、一杯茶、一支筆、一沓紙、一摞書、一個悠長的夜晚，這是編譯人在崗位上兢兢業業的寫照。他們不在意外界的喧嘩，只堅守內心的寧靜。到底是什么力量讓他們在寂寞中堅守，并將這種精神一代代傳承下去?那就是內心深處信仰的力量。

一個有信仰的人，哪怕再艱苦的工作、再寂寞的時光，他都能感受到富足和快樂。豈曰無碑，譯著為碑。何用留名，人心即名。在一代代編譯家的身上，我們感受到了堅守信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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