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穿血紅袍、頭戴白便帽的婦女，一隊又一隊出現在美國各地。從得克薩斯的奧斯汀到新罕布什爾的康科德，從俄亥俄的哥倫布到密蘇里的杰斐遜城，她們在廣場上舉牌，在商業街游蕩，在州議會前徘徊，甚至一次又一次，肅立在首都華盛頓的國會山下。這些無聲的抗議者仿佛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幽靈。她們裝扮成電視上的使女，討要的卻是現實中的權利。她們反對政治家和立法者開歷史倒車。她們要做完整的和平等的人，不肯平白地淪為新世紀的性奴和“長著兩條腿的子宮”——是的，這一切即將發生，甚至已經發生。她們的在場就是活體的證明。
創造了她們的形象、啟發了她們行動的那個人，是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使女的由來
紅衣使女出自阿特伍德1985年出版的小說《使女的故事》。這本書形同女權主義者的《一九八四》，也是婦女解放運動中常讀常新的現代經典。
在阿特伍德筆下，極端基督教組織奪取了政權，以穩定秩序為名，中止憲法，改立基列共和國，推動政教合一，實施軍事獨裁，建立秘密警察機構“上帝的眼目”;又奉《舊約》時代為社會楷模，嚴格等級制度，全面限制人權。婦女的權利一律不予承認。女人無權選舉，無權工作，無權開立銀行賬戶，什么都無權擁有。她們從身體到意志，都是其丈夫、父親或男主人的財產。統治階級禁止女性識字，并將成年婦女以服從程度和男性需求分級，以功能和用途分類。四級男性統治階層——首長、眼目、天使和衛士——從精神到肉體上對八級廣大婦女——人妻、人女、使女、大娘、媽子、執帚、蕩婦和非女——中的絕大多數實施野蠻的壓迫與剝削。(上述分類在漢語譯本中另譯大主教、夫人、嬤嬤、馬大、經濟太太和壞女人等。)
每類人都依法著裝，以顏色區別等級和身份：如黑衣首長、藍衣人妻、棕衣大娘、紅衣使女、綠衣媽子和灰衣非人。
最低賤的非女類，統統是容貌不美、思想不純、事夫不力、生育不能的女人，以及不聽男人擺布、不肯取悅男人的女人，還有寡婦、女權分子、女同性戀者和女異議分子。她們不能做女人了，只配關進“殖民地”(勞動營)，處理有毒的工業廢料，像牲口一樣茍活，死了也沒人管。
使女類的處境略好，但也只是奴隸或家妓與死刑犯的區別。她們一律穿紅衣，標示出自己的身份，其他一切均予剝奪，甚至連名字都不能保留，而代之以表示從屬關系的某某氏。小說的主人公和敘事者因為做了弗雷德首長家的使女，故而獲名弗雷德氏(Offred，意為屬于一個名叫弗雷德的男人，法譯本作德弗雷德，俄譯弗雷多娃，從屬的意思一望即知。中文版音譯奧芙弗雷德)。
弗雷德氏一家曾企圖逃往自由的加拿大，但丈夫在美加邊境被打死，女兒失蹤，她被俘，接受大娘(導師)們的再教育后，以使女身份入職弗家，伺候弗雷德兩口子，定期參加“儀式”，即按照法定體位——使女和衣躺在人妻兩腿之間，頭放在她肚子上，作為她的器官——與弗雷德進行合法性交，以求受孕，生出純潔的下一代白人。
因此，弗雷德氏只是一個“長著兩條腿的子宮”。在兩年的法定服務期內，如果她懷不上弗雷德的孩子，也就失去了女人的價值，有可能淪為等死的灰衣非女。如果她盡了使女的功用，還可能換到另一戶人家服務，并隨主人的名字變更自己的芳名：唐納德氏、杰弗里氏、邁克氏，或賈里德氏。
在這個被稱為基列共和國的地方，性交權不再是天賦人權。只有極少數的頂層男性有權充分性交，廣大的中低男性統治階級成員手淫亦屬非法。一切色情文藝和春宮超市均遭取締，耶洗別家(蕩婦俱樂部或地下妓館)卻大行其道。男同性戀者屬于非人，處在最底層，他們是“性別叛徒”，不是被吊死，就是發配殖民地。橫豎都是死。
自從問世以來，《使女的故事》的影響力一直在不斷增長。1990年，德國大導演福爾克爾·施倫多夫把此書搬上了大銀幕，出任該片編劇的是已故英國著名劇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哈羅德·品特。
2017年，美國hulu公司又將它改編為電視連續劇，大獲成功，贏得了包括劇情類最佳劇集在內的五項艾美獎。劇集的熱播不僅進一步推動了小說的銷售，讓《使女的故事》成了那一年的特大暢銷書，也令使女的形象和她們背后的政治意義傳遍了全世界。
見證人文學
阿特伍德從文之初，是遠遠稱不上激進的。相反，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風起云涌的各種解放運動當中，她甚至顯得有些落伍。對這些思想，從接觸到了解，從旁觀到參與，在她身上有一個清晰的、漸進的過程。先是女權，然后是人權，繼而也關注環境保護和權力政治。思想上的變化體現在文學創作上，就是以《使女的故事》為代表的“見證人文學”。
1980年，她去美國波特蘭參加詩歌節，恰逢火山爆發，機場關閉，航班停飛。她不得不與美國詩人卡羅琳·福歇結伴，驅車11個小時，轉道舊金山搭機。在路上，福歇對她講了在中美洲國家薩爾瓦多的所見所聞，尤其是內戰期間種種的酷刑和恐怖活動。結果這一路的長談，促成了阿特伍德創作上的一次重大轉變。
她很快寫出了小說《肉體傷害》，以加拿大女記者在加勒比島國卷入政治暴動為背景，同時開始構思《使女的故事》。1984年客居西柏林期間，她幾乎是一口氣完成了這部小說。
柏林墻的陰影、美國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組織的活動、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政權對婦女墮胎權利的完全剝奪，構成了《使女的故事》有據可查的靈感來源。因此，故事雖然發生在將來，卻常常給讀者帶來近在眼前的感受。
“弗雷德氏盡己所能，記錄下自己的故事;”阿特伍德2017年為《紐約時報》撰文時寫道，“然后把它藏起來，相信以后會被有可能理解和分享它的人發現。這是一種代表希望的行為。”
這就是見證人文學的意義?；蛟S也是阿特伍德為極權主義的美國取名“基列”的苦心所在。
《圣經地名詞典》說，基列原意是“見證之堆”。
見證人文學指的是戰爭、災難、暴行和社會動蕩的親歷者為后世留下第一手的記錄。它可以有多種形式。安妮·弗蘭克用的是日記，斯韋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記錄別人的聲音，凱爾泰斯·伊姆雷把集中營的親歷寫成小說，而阿特伍德用創造性的拼貼手段，把現實放進虛構的故事，替自己創造的角色發聲。發聲者在《使女的故事》中是被壓迫的弗雷德氏，在續作《證言》里，則主要是莉迪婭大娘——壓迫者當中的一員。
壓迫者的證詞也是證詞
《使女的故事》問世34年后，阿特伍德出版了它的續作《證言》。中譯本也已在近日上市。
故事發生在《使女》最后一幕十五年后，基列共和國仍然存在，使女弗雷德氏已經死了，作為恐怖分子和國家敵人而死的。她遺下兩個女兒，一個是老大阿格尼絲·杰邁瑪，作為人女在首長及其人妻家中長大，像國內絕大部分女孩一樣，她是個虔誠的文盲，正在為許身另一位黑衣首長、從而晉級藍衣人妻階層做準備;另一個則是弗雷德氏早年偷運出國的二女兒妮科爾寶貝，現以黛西之名生活在自由的加拿大，后受抵抗組織的派遣，潛回基列，與反動政權內部一個位高權重的大娘接頭，執行秘密使命。姐妹倆終將展開各自的尋根之旅，了解母親的故事，確立自己的身份，辨明歷史的真相，求取人生的意義。
根據未來歷史學家的發現，讀者看到了三份基列婦女的證詞，其敘事者分別是黛西、阿格尼絲和莉迪婭大娘。
莉迪婭大娘本來是舊美國的法官，基列立國后屬于受壓迫階級，入獄受刑，終于認識到“朝別人扔石頭好過讓別人朝自己扔石頭”，于是選擇與統治者合作，在體育場舉槍射殺女犯后，晉身棕衣大娘里的四大元老，不僅在新政權下順利茍活，還以高明而冷血的政治手腕，一步步在權力的階梯上攀爬。她自稱“后宮里的宦官”，借助秘密收集各位首長和其他大娘的黑材料，躋身全國最有實權的人物之列。由于對基列統治階層的腐敗和偽善產生幻滅，她開始與抵抗組織暗通款曲，并把自己的經歷和心聲作為證詞，寫入了傳諸后世的日記：“黃葉森林里分岔出兩條路，我選了多數人走的那條。路上尸橫遍野，因為多數人走的路多半如此。但你想必已經注意到了，我本人的尸體不在其中。”
《證言》迅速成為國際暢銷書，并繼2000年的《盲刺客》之后，在2019年為阿特伍德贏得了第二個布克獎，使她在79歲之年成了該獎歷史上的最高齡得主。
加拿大的國寶
一頭亂發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是當仁不讓的加拿大國寶。
2017年，為慶祝建國一百五十周年，加拿大圖書網針對本國讀者搞了一次專題調查，發現最著名的加拿大作家是阿特伍德。
在要求受訪者說出一位加拿大作家的名字時，37%的人提到了阿特伍德，而提到諾貝爾獎得主艾麗斯·芒羅的人僅有2%。
除了一枝獨秀的阿特伍德，沒有一位作家的知名度達到5%。
國寶的一部分童年是在加拿大北部度過的。“北方沒有電影或戲院，收音機收訊也不佳，但我身旁總是有書。”她后來回憶，“我很早就學會識字，熱愛閱讀，找到什么就讀什么——從來沒人告訴我哪本書不可以看。我母親喜歡小孩安安靜靜，而一個正讀著書的小孩是很安靜的。”
剛過5歲，她就讀了未刪節本的《格林童話》，其中的恐怖故事對她日后的創作產生了重大影響。大約7歲時，她寫了一個劇本，自導自演，觀眾也是她自己，“主角是個巨人;主題是關于罪與罰，罪行是說謊(對一個未來的小說作者而言挺合適的)，懲罰則是被月亮砸死。”
10歲以后，她開始讀愛倫坡、福爾摩斯、簡·奧斯汀和《白鯨》。1956年，她17歲，在放學回家的路上，穿過一片足球場時，忽然在腦海里作了一首詩，從此便欲罷不能，立志以寫作為業。
26歲時，她出版了第一本詩集。但詩人并不好當。“在我頭兩本薄薄的詩集出版之后，人家不是問我會不會自殺，而是問我什么時候自殺。”她回憶，“身為一個女詩人，除非你愿意冒生命危險——或者徹底放棄生命——否則別人不會太認真看待你，至少這套神話是這樣規定的。幸好我除了寫詩也寫小說，雖然自殺的小說家也不乏人在，不過我確實感覺寫作非詩類文字有平衡的效果?？梢哉f是盤子上多了一點肉和馬鈴薯，少了一些砍下來的人頭。”
1969年，她憑借小說《可以食用的女人》成名，自此以多產的作品、女性視角和性別主題廣獲國際聲譽。她的主要小說作品，如《盲刺客》《羚羊與秧雞》《別名格雷斯》《貓眼》和詩集《吃火》等，均已有中文版出版，而她的文論集《生存：加拿大文學主題指南》早在1991年便譯成了中文。
阿特伍德已經80歲了。在長逾半個世紀的職業生涯中，她寫了17部長篇小說、17本詩集、10本隨筆或文論集、8本短篇小說集、8本兒童讀物和3部繪本小說。
除了諾貝爾獎，她幾乎已將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學獎盡數收入囊中。2017年，她還作為僅有的兩位作家代表，和美國當紅小說家科爾森·懷特黑德一起，入選了《時代》周刊評出的世界最具影響力一百人。
在頒授2016年的品特獎給阿特伍德時，英國筆會主席莫琳·弗雷利贊揚說：“她不僅堅持自己的原則，她還在一部又一部的小說中讓這些原則經受著考驗。她身為活動家的所作所為，一向都只是為了深化她作為一個小說寫作者的作品。她啟發了我們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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