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9日，是法蘭西民族不屈的反法西斯戰士、政治家、軍事家、戰略家戴高樂將軍逝世50周年紀念日。
戴高樂雖然離開已50年了，但他的故事一直讓人著迷。他從小立志報國，其命運與整個法蘭西民族在20世紀上中葉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在1940年納粹德國入侵法國和1958年阿爾及利亞內戰之際，他兩次拯救法蘭西，其崇高的聲望在今天的法國依然遠超拿破侖、路易十四。
無疑，戴高樂的一生是偉大的，他對20世紀“法國的偉大”和在冷戰期間致力于國際政治多極化所發揮的作用是沒有任何人可替代的。
如果沒有戴高樂，法國就不會存在轟轟烈烈的抵抗運動，法國在政治上就不可能擺脫戰后與德國、意大利一樣成為一個被美軍解放后又被占領的二流國家的命運，更不要說進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經濟上也不可能在戰后短短十多年里從一個在納粹鐵蹄之下人心渙散、政治癱瘓、經濟崩潰的二流國家打造成一個工業體系完備、國力強盛、經濟繁榮的現代工業化國家;在外交上就不可能“四兩撥千斤”，一度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外形成一種獨立的第三種國際外交力量。
1964年1月27日，戴高樂不顧美國反對，在西方大國中率先承認新中國。他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與新中國建交不過是法國對“客觀世界存在”的一種承認，這是一種國與國的正常關系，無關乎國與國之間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差異。戴高樂說，建立人民與人民之間的直接聯系，有利于推動人的事業，即人類智慧、進步與和平的事業。
戴高樂承認紅色中國，在當時的西方世界無疑扔下了一顆震憾彈，遭到美國和西方反共保守勢力的攻擊，但戴高樂高屋建瓴，不僅為世界打開了通向中國之門，也為中國打開了通向世界的大門。他在55年前就預言了中國在21世紀的崛起，這些都充分顯示了戴高樂的非凡領導力。
尼克松在其著作《領袖們》一書中寫到，成就偉人必須要有三個條件：一個偉大的時代、一個偉大的國家、一個偉大的人物。
的確，戴高樂所處的時代是一個血與火的戰爭年代，他所處的國家也是歷史悠久、在人類文明史上有重大貢獻的法蘭西，但戴高樂本人之所以成為戴高樂，卻是如他自己所言，“因為他們渴望偉大而成為領袖的”。
勝利后面“亞里士多德的影子”
我要向中國青年介紹的，是通識教育對戴高樂成長的作用。
通識教育，法文也叫通識文化，在法國指的是綜合知識教育，其歷史可上溯到古希臘文化的影響。在18世紀的法國，懂得通識教育的飽學之士被稱為“誠實的人”。
戴高樂在其名著《劍鋒》一書中指出，“真正的指揮學校是通識文化。通過學習通識教育，人們可以理清思路，把從屬的東西從本質的東西中剔除，并感知到事物之間的相互關系和擴展。簡而言之，可以使人們觀察事物的全面貌而不受到細微差別的影響。沒有一位杰出的軍人對人類人文精神所傳承的東西會感到無動于衷的。在亞歷山大大帝征戰的所有勝利后面，我們總能看到亞里士多德的影子。”
我們看到，戴高樂所處的年代，傳統教育要求每個兒童文理科全面發展，而戴高樂早年的家庭教育更為這種通識教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其父親亨利·戴高樂擁有文學、科學和法律3個博士學位。這位博學的父親在巴黎的一所教會中學教授法國歷史和數學，他經常給戴高樂講法國歷史故事，宣傳愛國主義精神，家庭餐桌上的話題也總是國家大事，包括其母親在內，全家人總愛討論國家大事，特別是普法戰爭后法國人所蒙受的屈辱。這種法國歷史文化教育使戴高樂幼小的心靈中埋下了為法蘭西民族洗刷恥辱的強烈愿望。
戴高樂在《戰爭回憶錄》中專門談到家庭教育在其幼年成長過程中的作用。他說：“我父親是一個有見解有學問、尊重傳統的人，對于法國的尊嚴充滿感情，他讓我了解法國的歷史。我的母親對于祖國有堅定不移的熱愛，這和她的宗教虔誠不相上下。我的三個兄弟、一個妹妹和我自己對于祖國所感到的深刻的驕傲，成了我們的第二天性。”
父親的熏陶下，戴高樂特別重視對法國歷史的學習。他很早就明白，要懂得法國的未來就必須了解到法國的過去。他博覽群書，對法國歷史人物幾乎做到“耳熟能詳”的地步。兒子菲律浦在《我的父親戴高樂》一書中回憶，戴高樂在與他交流時經常會引經據典，并就法國特定的歷史事件或人物作出評價。
讓文化來指導我們的工作
戴高樂學識淵博，與此同時，其豐富的法國文學修養不僅提升了他的思想境界和情操，也使他與人交談、發表演講、著書立說充滿著一種書卷的芳香，如在1941年圣誕節之夜，在這個法蘭西淪陷第二年的最黑暗的夜晚，他給法國的孩子圣誕祝福語卻是這樣優美的詩句：
“曾經有一個國家，她叫法蘭西!你們知道嗎，所有世界各民族都是一個貴婦人，她們或多或少都很美麗、善良和勇敢。然而，在所有世界各民族中，沒有哪個民族會比法蘭西圣母更美麗、更勇敢。親愛的法國孩子們，你們將很快遇到這個美麗的圣母，這個勝利女神的到來。啊! 你們到時會發現她究竟有多美麗!”
在描述1944年8月26日數百萬巴黎市民迎接戴高樂凱旋歸來的香榭麗舍大街解放大游行時，戴高樂在《戰爭回憶錄》中又同樣以詩人般的語言描述了這種幸福與激動：
“啊!這分明就是人的海洋，讓我遠遠看不到邊，像一股洶涌澎湃的巨浪，在陽光下，在三色旗下。”
戴高樂一生著作等身，其《敵人內部的傾軋》《未來的軍隊》和《法國和她的軍隊》堪稱法國軍事史上的經典著作，他的《劍鋒》一書則是法國和世界領導力學的經典著作，至于《戰爭回憶錄》和《希望回憶錄》這兩部鴻篇巨制，不僅史學價值高，文學價值也非同一般，其中《戰爭回憶錄》被法國著名的“七星社圖書館”收錄為法國文學名著，書中部分章節還被選入今天法國中學生課本。
戴高樂著作語言優美，他數度被邀請加入享譽世界的法蘭西學術院，從而像雨果等大作家一樣成為一名不朽者。諾貝爾委員會也曾考慮授予戴高樂諾貝爾文學獎。在法國，人們甚至認為戴高樂是類似巴雷斯和佩吉的法國“最后一位偉大的作家”。
戴高樂熱愛法國文學，幾乎通讀了所有大作家的作品。他承認巴雷斯和佩吉對他人生觀的影響。他非常喜愛莫里哀、拉辛、雨果、巴爾扎克、福樓拜、左拉、普魯斯特等法國作家的著作，甚至對有些人的作品能大段背吟誦，但他更喜愛夏多布里昂，甚至用“著迷”來形容。在其《戰爭回憶錄》中，戴高樂的寫作風格也明顯受夏多布里昂的影響。
戴高樂雖然一生戎馬，居無定所，復雜和殘酷的政治和軍事斗爭占據他所有的時間，但他每天仍堅持筆耕不輟，其隨身的一個小本子記載著各種心得和靈感，并成為其各種講話稿和日后回憶錄的寶貴素材。
作為總統，在愛麗舍宮工作再忙，戴高樂仍堅持每周至少看3本書。戴高樂甚至對其身邊的幕僚感言他特別想當一名圖書館管理員，因為這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職業”。
戴高樂的父親鼓勵孩子們擁有各種愛好，這種愛好與人文知識的學習相得益彰，如幼年時他渴望了解歷史，向往軍旅生涯，他父親就給他及哥哥、弟弟們買了1800多個各國士兵的木頭小人和各種飛機大炮玩具讓他們玩打仗游戲。此時，戴高樂通常要搶著扮演法軍，由哥哥、弟弟們扮演英軍、德軍、俄軍和土耳其軍人。與哥哥、弟弟們不一樣的是，戴高樂打仗很有戰略，排兵布陣講策略，特別是打完仗以后的談判、裁軍等說起來頭頭是道。戴高樂幾十年后對兒子說，“打仗嘛你就得懂政治，不懂政治怎么打仗?”
戴高樂年輕時就懂得活學活用軍事知識的重要性，如15歲上高中那年，他就寫了一篇軍事作文，叫《德國戰役》。在這文章中他想象出在1930年，德國派遣三個軍的兵力進攻法國，“戴高樂將軍”如何與其同學“布瓦德將軍”率領20萬法軍保衛南錫，在經過浴血奮戰后，法軍最終戰勝德軍，取得戰役的全面勝利。這篇文章字跡工整，敘事脈絡清晰，說理性強，還獲了獎。
3年后，18歲時的戴高樂還發表了一首詩《天賦的誕生》。由于是處女作，青澀的文學青年戴高樂還不太好意思，用的是筆名夏爾·戴盧格。他的詩是這樣的：
“當我不得不死時，我希望那是
戰死在疆場上;當人們抱著他的遺體時
靈魂仍然籠罩著
戰場上那種令人陶醉的騷動
和那些拼殺之中粗獷的呻吟
男兒的吼叫和利劍的寒光……”
在以上詩句中，我們看到一個熱血報國青年是如何用優美的詩一般的語言來描述其戰場殺敵時的無畏英雄氣概。
戴高樂日理萬機，但工作再忙，對作家朋友的求見從不推辭。1944年8月底，巴黎剛剛解放第一周，著名作家莫里亞克提出會見戴高樂。戴高樂百忙中抽空與他共進午餐，聽取其有關法國文學和法國文化對法國戰后重建作用的建議。戴高樂事后對兒子說，他工作再忙也要見這些作家，因為法國人民酷愛文學和文化，這些大作家的影響力大，與他們交朋友，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對法蘭西民族的復興意義重大。
戴高樂的親密戰友馬爾羅是法國著名大作家，戴高樂任命他為文化部長，在內閣開會時讓他坐在自己的右側，地位超過總理。戴高樂在《戰爭回憶錄》中寫道，每次內閣會議讓馬爾羅坐在右側，就是讓法蘭西文化來指導我們的政府工作。
戴高樂成長的啟示
戴高樂的成長史像一部百科全書，可圈可點之處非一篇短文能窮盡的，但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
——通識教育對領導者成長的重要意義。
戴高樂認為，一個領導者必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必須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有所了解，從而才能更好地為國家服務。正是其早期的通識教育為戴高樂未來的人生旅途助力，給他一種勇往直前的力量。無論是戰爭期間沙場點兵，還是二戰勝利后與英美縱橫捭闔的外交博弈，還是戰后法國經濟的重建，淵博的知識使他能始終鎮定自如地駕駛法蘭西“民族復興號”的航船順利向前。
——文學修養提升領導者的情操。
戴高樂酷愛法蘭西文學，是偉大的法蘭西文學滋養了戴高樂，提升了他的思想境界和情操，也使其人格更富有魅力，演講更富有激情，對追隨者更有磁場般的吸引力。
美國總統富蘭克林曾說過，“如果你不想被世人遺忘，那么，一旦你死了又遺體腐爛了，最好的方法要么就是你現在寫下值得世人閱讀的東西，要么是做一些值得世人去寫的東西。”無疑，戴高樂不僅做了讓世人謳歌的偉大事業，也給世人留下千古不朽的美文。
——人文素質有利于領導者自身人格健全。
戴高樂告訴我們，偉大的領導者必然是一個博學者，一個富有人文情懷、富有激情、語言生動、文字優美、魅力四射的人。沒有人文素質，戴高樂就不能感動法國人民，更不可能將法蘭西民族的“復興大業”打造得像一件藝術品那樣讓人賞心悅目，讓一代又一代的法國人為之激動、為之效力并榮耀不已。
如再拓展一下話題，我們會發現戴高樂人生軌跡中的許多學習內容，在今天的中國教育體制或家長心目中會被視作“無用”，而正是這些非急功近利出成績的“技能”性學習，或心有旁騖，如幼年玩打仗游戲、中學時代寫詩、從軍后寫作、當總統時每周看3本書、每天勤于筆耕，使戴高樂能夠超越世間的一切并預見到未來的美好。在某種意義上，也正是這樣的“無用”學習使喬布斯的蘋果手機成為一種高科技形態下的藝術品。
不客氣地說，目前我們的應試教育不僅對創新性人才脫穎而出不利，對中華民族未來的領導者培養也無幫助。很難想象未來治理中國的精英階層是一個“文理分科”群體。因此，通識教育不僅對培養公民本身，對造就未來的中華民族領導群體同樣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作者系法國“吳建民之友”協會主席、前外交官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員，著有《轉型中的法國》等跨文化交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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