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陂張黃家灣新發現32座新石器時代墓葬，新石器時代遺跡在武漢地區被發現，近些年已不是孤例。”談到武漢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存，武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隊隊長許志斌說，武漢地區新石器時期古文化遺存相對豐富，已發現的武昌放鷹臺、新洲陽邏香爐山、黃陂鐵門坎、江夏潘柳村遺址，屬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構建了距今5000-4000年完整的武漢地區史前文化序列。

建立了武漢地區歷史考古學序列

許志斌介紹，上世紀50年代中期，在武昌何家垅一帶發掘清理六朝、隋唐墓葬近500座，出土各類文物4000余件。60年代中期，發掘武昌放鷹臺古文化遺址，發掘一批屈家嶺文化(距今四千多年)的房址和墓葬，出土陶器、石器和其他質地的文物外，遺址中還發現較多稻殼，經鑒定，品種屬粳型稻。

60年代至70年代，多次對盤龍城商代城址進行考古發掘，揭露出夯土城墻、大型宮殿基址、高等級貴族墓葬和手工業作坊等重要遺跡現象，出土大量青銅器和玉戈等珍貴文物。

近20多年來，武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以配合各項基本建設而進行的搶救性考古發掘工作，共計發掘先秦時期古文化遺址近5000平方米，宋代制瓷窯址5處、歷代墓葬800余座，出土各類珍貴文物4000余件。成果填補了多項空白和缺環，初步建立了武漢地區歷史文化發展的考古學序列。

“漢陽人”的發現，把武漢地區人類活動的時間大大向前推移了

許志斌說，目前為止已發現的武漢地區最早人類遺跡，要屬1997年在漢南紗帽發現的“漢陽人”頭骨化石。當年秋天，漢南區干部毛湊元在紗帽山附近江灘上漫步，江灘上一個類似于古人類頭骨化石的物品令他好奇，他當即向漢南區文物部門反映了這一發現。后經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李天元教授認定，這是古人類的頭骨化石。此后，經考古界專家鑒定后，把它命名為“漢陽人”。

專家分析，“漢陽人”為25至35歲之間的女性個體，形態特征介于北京人和現代人之間，與四川“資陽人”特征相近，屬晚期智人類型，可能與四川“資陽人”、北京“山頂洞人”時代相當，距今4萬年-1.5萬年。“漢陽人”的發現，把武漢地區人類活動的時間大大向前推移了。

武漢地區舊石器時代考古尚處于起步階段。1985年，江夏區八分山白云洞附近數米處一個叫勇夫洞的小石洞中，考古發掘出乳齒象、劍齒象、牛、麂子、熊、斑鹿、馴鹿、竹鼠等哺乳動物的牙骨角化石。經有關專家鑒定，其時間在舊石器時代晚期距今約1.8萬年到1萬年。

大規模漢代古墓葬群偶然間被發現

許志斌說，武漢地區規模最大的漢代古墓葬群的發現，源于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員發現當地一名農民手里拿著一銅鏡?？脊湃藛T向這位農民打聽銅鏡是從何處而得，然后趕到新洲三店鎮紅山嘴的一個工地，發現了20余處裸露的古墓葬。就這樣，大規模漢代古墓葬群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被發現了。

自1986年至今的連續發掘，在新洲區三店鎮至城關以東的舉水流域和沙河流域之間的大片地區，陸續發現、發掘近千座戰國時期至漢代的古墓群，整理出珍貴文物陶、鼎、壺、銅鏡、鐵刀、斧以及東漢“五銖”錢等隨葬品數千件。發現如此規模的古墓葬群，從戰國末直至東漢晚期，一直連綿，這在武漢市考古史上是罕見的。

許志斌說，新洲漢墓，武昌、黃陂、江夏、蔡甸等區域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以及隋唐時期的墓葬，尤其是武昌一直是武漢地區最密集的墓葬區。這一情況表明，漢末以來武昌地區政治經濟地位上升，已成為歷史趨勢。

2007年在東湖高新區流芳發現的明代楚藩王朱楨家族墓地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以明成化藍釉雞心執壺、龍紋高足青花瓷碗等為代表的一批堪稱國寶級的珍貴文物。墓葬中出土的文字資料，為明代中期瓷器的研究提供了“標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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