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飆18歲離家到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念書，而后赴牛津大學讀人類學博士，畢業后留校任教，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時，正在德國訪學。盡管跨越了不少地理意義的邊界，可他始終認為自己是個溫州人。
如今像項飆這樣的“流動”已不奇怪，幾乎是當下年輕人的常態，一年一度的春節“遷徙”，總能夠看到流向的回歸與出發。而今年“打工人”普遍的原地過年，又攪動年輕人無處安放的靈魂。故鄉總是親近又疏遠，都市青年的歸屬感在哪里?在新書《把自己作為方法》中，項飆說，我們都在“懸浮”中。最近，他開始對“附近”感興趣，有沒有想過，理發店的Tony老師、小區門口的保安大哥、對門不知名的鄰居，都可能是我們歸屬感的靈魂人物。
如果一個人有強大的“小世界”，會更從容
中青報·中青網：年輕人以往回家過年會吐槽，今年因為疫情回不去又覺得有點“凄涼”，這種矛盾反映了青年和故鄉、家庭、父母怎樣的一種牽扯和連接?
項飆：“吐槽”和“凄涼”可能不是一個量級的，“凄涼”只是一時的情緒，“吐槽”是較長時間的現狀。這個問題可以分成兩個維度來考慮，一是青年和父母的關系，二是青年和所在地的關系。
“吐槽”往往來源于青年和父母價值觀的不一致。其實，父母對子女的關心，應該從他們自己的生命史出發來理解。他們是這樣走過來的，就像我小時候，家里廚房連門都沒有，買個桌子都是一件很大的事。從物資貧乏到生活小康，在物質積累的過程中，我們的父母奮斗了一生。
但不可否認，父母可能失去了一種對人生意義的反思能力。他們對子女有情感上的依賴性，要求子女按照自己的想法過圓滿的生活。這些父母對子女的要求，一定意義上是我們欠歷史的債務，是改革開放以來濃縮化、高速化的發展，帶來的人的精神上的“懸浮”。
而青年和他們生活、工作所在地的關系，也十分值得考慮。我最近在思考一個概念——“附近”。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對門的鄰居、樓道的保潔阿姨、小區門口的保安、小區底商的理發師……經常能見到，但好像從來不知道他們是誰，他們有著怎樣的生活經歷。
當下，至少在一部分行業，年輕人的工作環境越來越把人打成“原子化”，要你加班、付你高工資，節奏加快，而同事之間的額外交流是非常少的，甚至互相不知道對方的真實姓名。這就把一個人重要的社會關系打碎了，年輕人在職場失去了一個社會支持系統。這樣就解釋了為什么回不去會覺得“凄涼”。
我和一些年輕人聊天，他們哪怕拿著幾十萬元的年薪，也覺得生活不好。他們看不到其他群體是怎樣生存的，只看到自己的某種特定生活方式，把生活過成了一個單線項目。
如果一個人有強大的“小世界”，會更從容。“小世界”有兩層含義，一是志同道合、能互相扶持的朋友，二就是物理空間的“附近”。你和“附近”的人不一定總要互相幫助，但我想提倡的是，你可以去了解那些理發的、賣菜的、搞衛生的人，了解自己的生活空間是一個怎樣的構成。
我們經常講要淡定從容，似乎這種品質來自于思想境界，其實不是的。很多時候，性格和思想境界來自于一種認知。如果你對這個世界的認知比較客觀，就會對自我有比較明確的界定，也就會比較從容。
中青報·中青網：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鄉愁、故鄉在各種文化形式中被反復吟詠，但如今好像失去了這些浪漫、美化的部分，這反映了環境和人們心態一種怎樣的變遷?
項飆：鄉愁的逝去，不是因為流動少了，相反是流動普遍化了。“鄉愁”被反復吟詠，是因為當時“流動”被視為一種比較特殊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到了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中后期，物流業、高鐵系統的高速發展，城市化的普遍放開，地方經濟形態的變化，都讓“流動”成為普遍。
鄉愁文化在大眾文化中的消減，是因為流動的普遍性，這里引申出一個觀點：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應該要想辦法形成一種新的語言，去anchor(錨住)這種現象。
我個人認為，執念一個已經不存在的、只是想象中的、浪漫化了的“江城”(《江城》，彼得·海勒斯作品，講述上世紀90年代的涪陵——記者注)沒有太大意思。他把一個想象中的浪漫化了的過去當成現在生活的反襯，然后抒發某一種感情，有點虛無縹緲。
文化研究者講過，“鄉愁”最早出現是與英國農村經濟轉型相關，當農村不再是農民的農村而變成貴族莊園，農民進入城市住在貧民窟，才有了鄉愁的出現，這有著很強的社會批判性。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沒有重蹈歐洲19世紀的覆轍，沒有明顯的城市病。只是當出現剛才說的年輕人懸浮、空虛、被裹挾的狀況，需要我們用新的語言、新的文化想象來講述這種狀態，而不是一味用鄉愁來構想出一個浪漫的對象。
家鄉對于一個人的印記是很自然的，我想強調一點，印記和認同不一定是一回事
中青報·中青網：你在新書《把自己作為方法》中談到自己的身份認同是溫州人，是不是意味著“我是哪里人”與童年青少年有關?為什么很多人在所在城市生活那么多年，依然會認同自己的家鄉屬性?
項飆：并不是家鄉有多好，而是因為我們只有在童年才認真觀察世界。
童年時期，一個人的知識很少，但觀察是最真實的，不從任何已有定義、已有身份出發，不管男的應該怎么樣、女的應該怎么樣，不把人分成不同類別。孩子觀察的時候，“區別”不是他的出發點，他的出發點就是好玩、好看;不會用邊界來限制自己，父母說不行的事他可能更有好奇心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就這樣，我們在家鄉生活了十幾年，慢慢形成了自我意識、看問題的方式，以及自己的氣質。
家鄉對于一個人的印記是很自然的，我想強調一點，印記和認同不一定是一回事。也有人想擺脫印記，印記只是一個客觀存在，不等于主觀價值上對它的認同。
我在書中講，我是溫州人。我出生成長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一個中國南方中小城市，一定要百分百去擁抱它，嚼透它。在這個意義上，我的身份認同很清晰。但大家現在說的身份認同有另外一層意思，好像認同了一個東西，就要捍衛一套價值，遵循一定的行為規則，繼承一定的文化氣質，這個因果關系對我來說不存在。如果我有自己真實的“小世界”，哪怕比較邊緣，但比較強大，可以互相討論，不用去找這樣的認可。
中青報·中青網：那對于一個生活在異鄉的年輕人來說，對所在城市的歸屬感重要嗎?
項飆：歸屬感是重要的，但還是要回到“附近”的感念，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種“附近感”。
它包括兩層意思：一是現在流動性非常強，我個人覺得這是一件好事。很多人不一定在某個城市待很長時間，如果要把地圖上一個個點都當作自己的認同對象、歸屬對象，不太現實。所以，對更加切近的東西產生歸屬感，會更加重要，它跟你每天的生活都聯系在一起。
二是對“附近”的歸屬感可能比對一個城市的歸屬感更重要。城市的歸屬感在很多情況下是用抽象符號構建出來的，比如北京是首都，后海、三里屯的氛圍讓你感覺很舒服，這是對一個文化符號的歸屬，有一定象征性;而當你家里的下水管堵了、樓下的垃圾桶滿了，一旦出現這種危機，你就十分需要對“附近”的歸屬感。
如何克服“社恐”，與“附近”交流，對年輕人來講似乎是需要努力學習的
中青報·中青網：那么，“附近”的歸屬感該如何建立?
項飆：第一，不要被一些抽象的象征性符號裹挾，要從真實的、日常生活的經驗中出發;第二，歸屬這個詞，原本就有一點被動的含義。環境是不變的，就看你能不能進入，進入了就歸屬了。但我們一定要意識到，歸屬感其實是需要你去積極投入的，鄰里互動、社群互動，這對現在很多年輕人來講，似乎是需要努力學習的，如何克服“社恐”，去與“附近”交流。
也許，當你和小區門口買菜的人順暢交流后，你從他們的生活中得到的能量和營養，會是你的財富。
中青報·中青網：雖然有“逃離北上廣”一說，但青年流向大城市依然是趨勢。您在書中提到每一個地方都可以是一個小的中心，這種狀態在當下能實現嗎?
項飆：短期內不是很容易，需要咱們慢慢努力。
我對自己原來的說法要補充一下，“北上廣”這些中心城市其實吸引的是沒有什么社會背景，或者說不愿依靠社會背景的年輕人。他們在相對小的地方更容易被社會關系裹挾，而在大城市，規則比較清晰、相對公平。所以，與其說向往中心，不如說向往公平。
中青報·中青網：你對當下年輕人有什么建議嗎?
項飆：關注“附近”，其實就是直面當下。
你與父母的對話，獲得的并不是他們此時此刻的想法，而是積累了幾十年的人生感悟。你要做的，就是把這些都“歷史化”，然后建立自己的“小世界”。只有你站穩腳跟，才能從容對話，即便最后你還是不能接受，但也不會有焦慮感和受傷感。知道了你是怎么來的、他是怎么來的，那我們不妨找個最大公約數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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