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廣漢市鴨子河南岸，一圈高墻將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區包圍得嚴嚴實實。墻外有眾多保衛值守，拒絕外人和陌生車輛的靠近。墻內，連日來文物的發掘和提取工作正在緊張進行，并被置于聚光燈下。

對墻內上百名工作人員而言，這無疑是一場考古界的盛筵。此次三星堆考古發掘行動由四川省文物局主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具體實施，全國有34家科研院所和高校參與，其目標是三星堆新近被發現的6個祭祀坑。

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前站長、1號和2號祭祀坑的發現者之一陳德安提到，今年是中國考古學誕生100周年，在此背景下，三星堆新坑發掘工作意義非同尋常。

這是一場耗時良久的發掘行動。據受訪者透露，三星堆新坑將在今年年底前結束野外發掘和提取工作，后續實驗室檢測、出土器物的修復和整理等工作，則還需要三到五年時間才能完成。

最大規?？脊虐l掘行動

對有經驗的考古人而言，僅憑肉眼便可辨別土壤的質地和顏色，進而判定埋藏坑的存在和范圍。“我們根據土壤情況找出了3號坑，但一開始并不敢斷定它里頭有器物。”陳德安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提道。

在三星堆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曾經塞滿寶物的1、2號祭祀坑經回填后，搭建了供游人參觀的棧道。2019年12月2日，工作人員在棧道墻角用探鉤進行勘探，于地下一米處觸碰到了器物。他們不敢妄動，第一時間請來了陳德安。“是個尊，大口尊。”唯一的蛛絲馬跡被蓋在棧道之下，陳德安只能用手觸摸，但熟稔于三星堆青銅器器型和質地的他還是果斷給出了判斷。此后，棧道等構筑物被迅速拆除，來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員順藤摸瓜，耗時半年找出了三星堆6個新坑。

這時候，距離發掘1、2號坑已過去35年。35年來，新坑發掘因何陷入停滯?對此疑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1號和2號坑的另一名發掘者陳顯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事實上三星堆遺址從未停止過發掘，只是發掘對象并非祭祀坑，而是遺址內城墻、宮殿等其他功能區。“我國文物法規定的原則是保護為主、搶救第一，技術再好也不允許主動發掘。確要發掘，必須是出于科研項目，并報批國家文物局同意。”

直到2019年4月，四川省委宣傳部組織實施《古蜀文明保護傳承工程》，將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列為重點，新坑的發掘才迎來契機。這年8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編制《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三年行動計劃(2019～2022)》，將聚落考古、社會考古作為今后幾年內三星堆遺址的主要工作和研究方向，直接推動了發掘工作的展開。

根據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隊執行領隊冉宏林的解釋，聚落考古指的是了解三星堆遺址范圍內不同時期、不同區域的遺存，以及遺存之間存在的各種關聯;社會考古則指通過遺存去了解居住在三星堆人群的身份等級、族群構成狀況等。在這些研究方向的指引下，冉宏林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前述計劃實施之初便帶著尋找3號坑的目的，因此發現新坑并非偶然。

這是一場延續了幾代考古人心愿的接力賽，不少人奉其為終身事業。冉宏林老家在重慶，到三星堆工作是他讀書時候的夢想，2013年7月北大研究生畢業后，他如愿進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為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隊的一員。

2019年8月，在前述計劃啟動的同時，冉宏林開展了三星堆遺址考古口述史的采集工作。“這是個摸清三星堆遺址家底的過程。只有清楚以前做過什么、怎么做的、為何而做，才可能在今后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冉宏林當時的考慮是，不少老考古人已經高齡，再不開展可能會留下永久的遺憾。他首個拜訪的是年逾九十的敖天照老先生。熬天照住房條件之差和他對三星堆熱情的反差觸動了冉宏林。去年12月19日，敖天照在新坑發掘前夕離世。

從2019年10月22日至2020年8月8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廣漢三星堆博物館在1、2號祭祀坑周邊開展了系統、全面的考古勘探與發掘，基本摸清周邊祭祀區域的范圍，以及各類遺存的年代序列和空間格局。期間，6個新坑陸續被找出，它們位于1、2號坑的30米距離內，規模3.5平方米~20平方米，形狀均是長方形，并呈一致朝向。

這番大范圍的勘探，在為更重大的發現做著鋪墊。冉宏林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新一輪三星堆祭祀區發掘工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即是前述對8個祭祀坑所在區域的整體考古發掘。相比于1986年搶救性發掘過程中祭祀坑和周邊區域關系明顯割裂的情況，他認為第一階段對8個坑進行統籌勘察，盡管尚未發掘祭祀坑本身，卻是此次系統發掘工作最重要的一步。“如果沒有對祭祀坑所在區域建立全面認識，直接一猛子扎進祭祀坑，那就真的是在‘挖坑’啦”。

根據受訪者介紹，發現6個新坑之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第一時間將情況上報給國家文物局，并制定了三星堆遺址祭祀區第二期發掘保護報告。國家文物局批復后，2020年10月，三星堆遺址祭祀區考古發掘推進到第二階段。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邀請下，來自國內34家科研院所和高校的逾百名考古人云集四川廣漢，共同探尋古蜀王國的秘密。

“不僅是國內，可能也是國際上最大規模、調動資源范圍最大的考古發掘行動。我們國家所有的考古、文物保護、科研力量都參與了，重要單位幾乎無一缺席，可以代表國家水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唐飛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據其介紹，考古經費由國家文物局和省文物局支持，提供了3200多萬元的發掘直接經費，同時為文物保護、多學科研究撥付了3000多萬元。

“34家單位分為幾個層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充當組織者角色，北大、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川大、上海大學等屬于合作關系，另外有些單位則是協作關系或提供配套服務。”唐飛說，現場的工作很復雜，涉及考古、現場清理保護、檢測、做文字和圖像記錄等。“我們大致以7個人為一組，每組包含7個工種。”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1號和2號坑的發掘者之一陳顯丹表示，‍以前文物發掘多是各個省自己做，現在組建了多兵種、多學科融合的‍考古‍團隊，對文物進行信息提取、‍數據采集和后續‍研究，在考古史上具有“斷代”的意義。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隊執行領隊冉宏林則向《中國新聞周刊》強調，考古團隊雖然涉及單位、人數眾多，但隊伍年齡結構非常年輕化：“清一色的90后，帶來了朝氣蓬勃的氣象。”

從“接生婆”到“婦產科”

實地探訪三星堆遺址祭祀坑所在地，首先看到的是一座考古大棚，大棚內建有多個考古發掘艙，新發現的6個祭祀坑各自置身艙中。進大棚后通往發掘艙的地面鋪著絨布，考古人員需更換防護服，全副武裝方能入內。

雖然新坑位置與三十多年前發現的1、2號坑距離不遠，但工作場景已有顯著變化。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陳德安將文物的出土比喻為嬰兒出生：“我們那時候發掘就像農村接生婆，現在則是住進婦產科醫院了，各方面的防護措施很不一樣了。”

上世紀80年代發掘1、2號坑時，沒有大棚和方艙，只有籬笆和草棚。陳德安清楚記得，彼時正值夏天，白天水分容易蒸發，他們只能在晚上回潮時挖掘。“文物一旦發掘出來，環境改變了，如果沒有防護措施，很容易在氧化的過程中受傷，而現在恒溫恒濕的方艙正好能解決這個問題。此外，讓工作人員穿防護服進去，可以避免帶進微生物，從而保證取樣標本的純潔。”陳德安稱。

上海大學文學院講師、3號坑發掘負責人徐斐宏曾參與過陜西岐山周公廟遺址、洛陽龍門石窟唐代香山寺遺址、青海都蘭吐蕃貴族墓等多個重大考古發現的發掘工作。“這邊工地給我最大的一個感受，就是高科技!”除方艙外，四川考古院還為發掘工作配備了集成發掘平臺。據徐斐宏介紹，這個發掘平臺包含幾大板塊：一是工作平臺，可以像吊籃一樣將人放進坑內懸空作業;二是起重機，足以應付各類器物的提取工作;三是拍攝云臺，可盛放攝像機和照相機;四是高光譜掃描儀，幫助捕捉肉眼看不到的文物光譜。

徐斐宏所在的3號坑面積不足15平方米，盡管發掘遠未結束，卻已經發現109件青銅器、127根象牙和8件玉石器，是目前6個新坑中埋藏器物最豐富的祭祀坑。與35年前的2號坑情況類似，3號坑中象牙被堆放在了最上層。100多根象牙鋪滿坑面，如何理清其與其他文物的疊壓關系并清理干凈，是考古人員的主要挑戰。“象牙不是說整整齊齊幫你排好，而是交錯分布的。”徐斐宏向《中國新聞周刊》舉例稱，3號坑中有一個大型青銅面具，截面為U形，唯有兩只耳朵暴露在外，它和象牙存在至少6層的互相疊壓關系。

“我們必須得有一個合理的規劃，不斷調整發掘方案，來保證最后能把所有器物有機地取出來。如果方法不對、順序不對，可能就過不去了。”徐斐宏說。按照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此前統一編制的方案，3號坑最初進行填土發掘時，采用按水平層交替發掘小方格的方法。

方格內填土完成一定深度發掘后，需拍照、記錄、測繪，然后開始刮面。刮完面搞清遺跡現象，才能進行下一步。4號坑是此次考古第一個發掘的坑?？脊湃藛T在4號坑歷時一周才挖下10厘米深，花了兩個月時間清理填土，此后又耗時一個月才找到器物。今年1月16日，他們清理出一段圓弧形物體，肉眼看是泥土，經檢測才知是象牙。

根據徐斐宏的介紹，3號坑的發掘方法則經歷了小網格變大網格、到最終無網格的調整。他們于今年1月9日動土，1月30日發掘深度接近75厘米，大件器物開始暴露出來。第一次調整時，他們將3號坑劃分成六大網格，按照大網格交錯發掘。“接近器物層的時候，因為器物分布高低不均，有些網格的點正好落在器物上面，再死板地沿用固定網格就會出問題。”3月初，他們開了一次專家論證會，決定調整為“退著清”的發掘思路。“那時候整個坑的南部有一個大的青銅面具，被很多象牙疊壓，我們就以此為原點，往南、往北清理，我們叫‘退著逐步清理’。”

隨著文物不斷露出，象牙鋪滿坑道，考古隊員最終無處落腳，這時候前述可升降的工作臺派上了用場。3號坑的考古人員需要趴在工作臺上，用毛刷和比筷子還細的竹刀，一點點清理文物上的泥土。3月16日，經過幾個月的考古發掘，3號坑器物層首次完整露出原貌，開始進行三維掃描建模。數量豐富的青銅器與象牙層層疊疊，現場考古工作人員大為震撼。“雖然我是一步一步看著它們露出真容，但第一次完整展示，依然覺得非常震撼。”徐斐宏說。

與1986年1、2號坑的搶救性發掘不同，這次對6個新坑的發掘做好了充分準備。據徐斐宏介紹，過去發掘完成后，需將文物和環境樣品送入實驗室，交由給文物保護人員進行后續的研究、分析和保護工作，耗時良久，現在三星堆遺址祭祀區考古發掘現場配套了具備應急保護、科技考古功能的實驗室，可以第一時間獲取挖掘出來的信息。“此次考古發掘運用了很多新的技術和設備，把原先的田野考古發掘變為了實驗室考古發掘，相當于把整個發掘現場搬進了實驗室。”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說。

參與此次發掘的四川大學專門組建了科技考古團隊，包括冶金、植物、環境、動物、文物保護等研究方向的專家，為現場發掘提供實時支持。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師李玉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自去年12月進場以來，平時工作“早八晚六，七天不休”，省院每周會組織兩三次例會，集合各家單位對發掘工作進行總結、規劃和調整。

有了各方面技術的支持，徐斐宏表示“現場一把土都不會浪費，都會拿來做研究材料”。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雷雨在接受中國新聞社采訪時舉例稱，含有絲綢的樣品倘若按照以往手段，僅靠肉眼完全辨別不了，可能就把填土給扔掉了。“這次我們發覺所有六個坑的填土，除了表層土和已經被污染的坑口土，其余的所有填土，我們全部打包采樣回去，等待著以后各個學科需要的人來對這些填土進行研究。”

自今年挖掘到器物層以來，三星堆帶給考古人員的驚喜不斷。“一會兒蹦一件一會兒蹦一件的，還讓不讓人安心寫博士論文了?”冉宏林在朋友圈中戲侃。截至目前，3、4、5、6號坑已發掘至器物層，7、8號坑正在發掘坑內填土，現已出土金面具殘片、鳥形金飾片、金箔、眼部有彩繪銅頭像、巨青銅面具、青銅神樹、象牙、精美牙雕殘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象牙提取難題

提取文物是件技術活兒。陳德安向《中國新聞周刊》提到，坑內文物縱橫交錯，彼此疊壓，如何避免提取過程中對周邊文物造成破壞，是比較棘手的難題。“就像接生一樣，不能顧此失彼，接出小孩，傷到大人”。

在3號坑，首先被提取的是一尊重達200多公斤的銅尊。據了解，這件銅尊是此次考古發現的最大一件銅尊。“孤零零的，只有它壓別人，沒有人壓它，所以只有把它取出來了，才能接著干別的活兒。”徐斐宏說。他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青銅器保護從清理、拼接斷片、矯正、修復，到最后的考古記錄，已有一套成熟體系。

提取這尊青銅器之前，考古人員已對其用石膏進行澆筑。冉宏林表示，如何讓如此重型的銅尊安全提取到地面，是一個很大的難題與挑戰。他們首次將3D打印技術應用在銅器提取中——掃描銅器，獲取同比例模型，再利用該模型生成一個薄的硅膠體覆蓋在銅尊表面，以期提取時對銅尊形成保護。“16日掃描，定制隔離層，18日、19日再次進行細致的清理，20日做了一個用來固定的木質套箱。”徐斐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3月21日考古隊員對其提取成功，前后耗時6天。

“這么大一個東西，又是在直播的環境下，總有些擔心，萬一出點問題，場面很難收拾。”徐斐宏說。包括他在內的多名受訪者認為，相比已經成熟的青銅器提取技術，接下來對象牙的提取，是擺在他們面前的最大難題。

在三星堆6個祭祀坑中，3、4、5、8號坑均發掘出象牙或象牙制品。徐斐宏說，目前3號坑已暴露出來的象牙量有127根。

既有報道提到，中國目前只有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經考古發掘出如此集中的象牙。金沙遺址出土的肩扛象牙紋玉璋，刻畫了兩組頭戴高冠、方耳方頤、身著長袍、肩扛象牙的人像，該圖案與三星堆“祭山圖”玉邊璋上的圖案類似，展示了古蜀人用象牙進行祭祀活動的場景。

數量眾多的象牙從何而來，目前仍然是個謎題。對于現場的考古專家來說，眼下更重要的是如何將這些象牙從坑里成功轉移出來。“考古工地見象牙比較少，經驗相對來說沒有那么多，而且這個東西是比較難伺候的。”徐斐宏提到，在地下埋藏千年的象牙含有大量水分，一旦暴露在空氣中，就會迅速失水開裂。“它表面有一層薄殼，質地非常酥脆，就像雪糕外面的那層巧克力，一不小心就會戳破。”

為此，提取象牙時需對其進行加固。“我和做文保的老師溝通過，他說這就像醫生治病一樣，加固相當于開藥方。問題在于，它酥脆的病因是什么?我們現在還沒有明確的研究結論。”徐斐宏強調，量身定做象牙加固材料需要較長的周期，而在國際上這也是個尚未解決的難題。

央視3月21日現場直播顯示，考古隊員對4號坑的一根重達100多斤、長達1.2米以上的完整象牙進行了提取。該象牙被石膏包裹著，由兩人從坑內抬出。“弄回去之后還要在實驗室里進一步采取保護的措施，把原來的水分置換出來，注進新的保護液體，讓它保持一定的濕度，不能讓它散架。”一位作人員受訪時表示。

為了減少象牙暴露在空氣中的時間，考古隊員對坑內的象牙覆蓋了保鮮膜、濕毛巾和塑料布。“通過這三重保護，盡可能保證象牙濕度。”徐斐宏說，他們能做的就是盡量縮短在現場的發掘時間，為后續提取爭取時間。

什么時候能夠完成3號坑120多根象牙的提取?徐斐宏心中尚無答案。“會有一個很漫長的過程。舉個例子，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文保力量是比較強的，他們之前在金沙遺址提取過象牙，十幾根象牙保存情況比3號坑象牙情況還要好，然而提取第一根就花了一周時間”。

冉宏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接下來專家們將對文物提取問題進行專題研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唐飛則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新聞發布會以來，慢慢地進行了一些文物的提取，接下來將暫緩提取，著重精細化的清理或現場研究。

古蜀文明的6個“盲盒”

自3月20日四川對外公布三星堆新坑發掘進展以來，新出土文物的照片在網上廣泛傳閱，三星堆6個新坑迎來前所未有的關注。“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6個古蜀文明的盲盒，可以說非常期待了。”有網友留言道。

與大多數考古不同，從上世紀80年代出土大量青銅面具和奇異雕像的那一刻起，三星堆就以神秘的姿態迅速進入大眾視野。而這一輪6個新坑的發掘，不斷涌現在1、2號坑未曾出現的新奇器物，再次將古蜀文明的聲浪推向高潮。

“當我們看慣了中原的那一套壇壇罐罐，我們看三星堆就覺得它奇怪，它使我們感到震驚，覺得前所未見。它把人、神和人神之間都給鑄出來了，它都是以圖像的方式向我們展現出來當時三星堆人的社會生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說道。

眼下正在逐一打開的6個“盲盒”各具特色。除了尚在發掘填土層階段的7、8號坑，已發掘至器物層的3、4、5、6號坑均已帶來非同尋常的驚喜。

在6個祭祀坑內，3號坑目前是器物最為豐富的一座。徐斐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因為3號坑的形制、大小、方向與2號坑非常相似，他和團隊早前還擔心器物雷同，未料3號坑給他們帶來不少驚喜。這其中，除了前述120多根象牙，一座手臂修長、兩腳赤足卷曲的頂尊銅人像最為顯眼。這個青銅尊與眾不同的地方，它的肩部有一些龍形的裝飾，青銅尊的底部有一塊往下收攏的銅板。再往下，銅板下方有人的耳朵，恰恰是與銅人的手相連，這才確認銅尊與銅人是一件器物，于是一整件器物被發掘出來——原來這是一件“銅人頂尊”。徐斐宏描述稱。經過初步測量，這尊銅人像的通高達到了1.15米。

“以人來作為青銅器的表現主體，不是中原青銅文明的傳統，而是三星堆的強項。”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站站長雷雨說。他表示，目前頂尊和銅人的關系尚未完全確定，如果確定，這將是前所未見的“國寶級文物”。

另外一項值得關注的文物是出土于4號坑的絲綢——確切地說，是在4號坑的黑色灰燼中提取到的肉眼不可見的絲綢制品殘留物。專家表示，它在此前的三星堆考古中從未出現，足以說明古蜀是中國古代絲綢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在中國絲綢博物館的協助下，目前絲綢的功能、材質分析及后續保存正在進行中。

“祭祀坑出土的東西，很多都具有唯一性。這事確實充分展示了古蜀人的聰明才智、國家的富庶強大，以及他們獨特的審美觀和宗教意識。”雷雨說。此次發掘中，首個被提取的半張金面具便前所未見。這半張面具寬約23厘米，高約28厘米，含金量為85%左右，銀含量在13%到14%。“根據目前所發現半張面具推測，這件黃金面具完整的重量應該超過500克。”雷雨說，如果能發現完整的黃金面具，那這不僅將是國內所發現的同時期最大的黃金面具，還將是國內所發現的同時期最重的金器。

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三星堆工作組李玉牛，見證了黃金面具被發現的全過程。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1月5日清理到距坑口50厘米的位置時，坑內中部偏西南的位置露出了一小塊金器。因為在此之前就已經出土了不少金圓片，他們并未在意，繼續按照流程逐層清理。此后幾天，金器的范圍逐漸擴大，他們才意識到這可能不是一件普通金器。

“當時我們與上海大學的兩位老師以及雷雨、冉宏林兩位站長在現場做了一些初步推測，認為金面具、金杖，甚至是四叉形器都有可能。”到1月上旬，金箔的整體已完全揭露出來，由于被折疊和擠壓，這看上去只是一塊褶皺的金箔，然而擁有豐富經驗的在場專家立即推斷出它是一件黃金面具。2月2日，這張金面具被成功取出。方形面部、鏤空大眼、三角鼻梁還有寬大的耳朵，這樣的風格與此前三星堆所出土的黃金面罩和金沙大金面具風格十分相似，它也為三星堆與金沙之間的遞承關系提供了依據。“此前在三星堆遺址中就發現了金面罩、金杖、金箔飾、金料塊及金箔殘片等多種金器，不僅種類豐富，量多體大，作為權力之象征而運用于祭典隆儀，都體現了古蜀人的金器崇拜。”雷雨說，此次發現的這件黃金面具，為古蜀文明中對于金器的崇拜，又增添了一大實證。

“無論是格外厚重的金面具殘片，還是在此前三星堆考古中從未出現的絲綢殘留物;無論是奇奇怪怪、可可愛愛的人體造型銅器，還是刻有精美云雷紋的象牙制品……打開文物‘盲盒’所看到的物品，無不驚艷了時光、溫柔了歲月。”央視評論如是寫道。

“三星堆遺址考古成果充分體現了古蜀文明、長江文化對中華文明的重要貢獻，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模式的重要實物例證。”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新坑的期待

這些已出土的器物，將本就撲朔迷離的考古難題包裹得更加神秘。2016年三星堆祭祀坑發現30周年之際，中外一百多位三星堆研究專家齊聚研討會，眾多未解之謎再一次被提起，也再一次止步于爭議。而今三星堆新坑發掘過程中，考古人員隨時發布資料、分享挖掘進展，將三星堆的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1986年發掘1、2號坑時的技術、經濟條件，跟現在有很大差距。那時候很多現象沒有弄清楚，信息是不完整的，尤其許多有機質文物沒有提出去，導致很多信息從挖掘者手中溜掉了。”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由于此前的諸多研究成果和推測都是基于1、2號這兩個坑的考古發掘，因此存在偏差。隨著新坑文物的陸續出土，很多曾經的未解之謎將進入新一輪的討論;在全國考古力量的合作和高科技的加持下，過去的一些疑問有望得到解答。

圍繞三星堆遺址，有多個長期懸而未解的學術問題，比如最基本的年代問題和性質問題。“連基本的年代都定不了，就沒法進行歷史研究。”孫華寄希望于這次考古能夠解決斷代的問題。“它的任務很重大：一是把新發現的東西，完整、全面、更加仔細地揭露出來;二是通過材料，彌補過去認識的缺失，讓大家在基本問題上達成共識。”

隨著6個新坑的發現，無論是6個新坑的土壤特征、位置分布，還是已發掘器物顯示的信息，都為此前學界圍繞三星堆的爭議，尤其是器物坑的年代和性質，提供了新的參考依據。“這次發掘保守來說，對于這些坑的性質和年代上的判定，有直接的推動作用。當年的很多解釋是基于兩個坑，現在一下冒出來6個，對以往的觀點形成很大的挑戰。”雷雨說。

據孫華介紹，不同于過去三星堆1、2號坑的碳14年代測定，這次三星堆考古在采樣方面，標本數量更多，標本選擇也更恰當;在標本測量方面，采用了精確度和靈敏度更高的加速器質譜儀，可以將測年誤差控制在正負25年之內。冉宏林則進一步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關于三星堆器物坑年代的認定爭議有望畫上句號。此外，他還透露本次發掘專門對祭祀坑如何形成的問題進行了發掘方法上的設計，有助于解答它們是如何從無到有填埋起來的。

目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北京大學對在三星堆遺址新發現的6個坑的73份炭屑樣品，使用碳14年代檢測方法進行了分析，對年代分布區間進行了初步判定，其中K4坑年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也就是距今約3200年至3000年左右。這就印證了三星堆新發現的4號坑碳14的年代區間屬于商代晚期。

至于三星堆幾個器物坑的性質，采訪發現從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到亡國寶器掩埋坑，學界依然眾說紛紜。“‘祭祀坑’是個萬能的說法，可以解釋一切不是墓地、不是教堂的祭祀，但或許還有其他可能性呢?”孫華傾向于認為這些坑不是普通祭祀的埋藏，而是某一特殊事件的埋藏。

陳顯丹則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這次發掘并未改變他關于“祭祀坑”認定的觀點：“為什么我依然認為它們是祭祀坑，‍或者叫做祭祀的埋藏坑?第一，這些‍不管是金器、銅器、象牙‍，都是很珍貴的器物，祭祖、祭神‍或遇到其他重大的事情才能用;第二，‍火燒這些珍貴器物的目的是什么?‍這種方式就是以器達之于天，我們叫做燎祭;第三，所有坑‍的方向‍、形式一致，而且是‍舉行過一定的儀式，有順序地把東西埋下去，先把小件的扔下去，然后是‍青銅器，最上面蓋象牙，2、3、‍4號坑都是如此。”

三星堆發掘過程中，考古學家們不斷解謎，也不斷迎來新的謎題。“這6個坑可能解決一些老的問題，比如說‍是否是同一年代、同個批次的問題。但是更多新的問題被帶出來，比如說‍那些器物，在沒有出土之前，我們想象不到會有這么奇特的造型，而這又會給我們帶來‍無限的遐想。”陳顯丹說。包括他在內的眾多受訪者提到同一個期待：在未來新坑的發掘過程中能看到巴蜀文字的出現。

考古隊并未止步于對器物的研究，而希望透過新坑和器物，還原出更重要的屬于這座古城的樣貌。在《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三年行動計劃(2019～2022)》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將聚落考古、社會考古作為今后幾年內三星堆遺址的主要工作和研究方向。對此，冉宏林認為眼下的發掘工作能夠服務于這些方向。“就聚落考古而言，這次新發現6個坑之后，基本可以明確三星堆遺址的祭祀區域所在，以及祭祀區和這個遺址其他功能區在時空上的關聯。此外，因為這種祭祀遺存可以體現當時的祭祀行為或者祭祀儀式，進而去研究舉行祭祀儀式的這些人群的身份等級、社會屬性，對社會考古研究同樣會有很大的促進。”

雷雨表示，按照“考古中國”項目的計劃，下一步將繼續對新發現祭祀坑開展精細考古發掘與文物保護、多學科研究，并在祭祀坑的外圍拗探發掘，以期系統、全面地把握古蜀文明祭祀體系。“文物保護、后續研究的萬里長征才剛起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主任謝振斌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關鍵詞： 三星堆 古蜀文明 祭祀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