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85年，北魏實行均田制改革，將無主荒地收歸國有，并平均分配給貧民耕種。其中，“露田”是要種糧征田賦的，耕農去世后還給國家，再分配給下一批青壯年;而“桑田”是種桑麻棗榆之地，不用歸還，可以留給子孫。均田令還規定了如何給老人小孩、殘疾人、寡婦分田。此后，強者仍強，但弱者也有立足之地。從北魏一直到唐中期，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的土地制度基礎都是均田制。

與均田制同時的另一項重大改革，是三長制。針對的是亂世中的豪強割據。豪強即“宗主”，朝廷下不去基層，通過“宗主”來間接管理，稱為“宗主督護制”。三長制廢除了宗主制，重建秦漢式的“編戶齊民”三級基層政權(“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再從百姓中選取鄉官，負責征稅與民政。

提出均田制改革的，是漢人儒生李安世。提出三長制改革的，是漢人官僚李沖。通過均田制，北魏獲得了充足的編戶、賦役與兵源;通過三長制，北魏結束封建式統治，重建了基層政權;通過官僚制，北魏恢復中央集權行政體系。比起“著漢衣”、“改禮儀”這些形式，這更是“漢制”的靈魂。

在西晉滅亡170年之后，中原竟然在少數民族王朝手里重新恢復了“漢制”。誠如錢穆所言，“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國，逮三長、均田制行，則政體上逐漸從氏族封建變為郡縣一統，而胡、漢勢力亦因此逐漸倒轉”。

短短30年內，北魏的人口數量與軍隊數量迅速超過了南朝。公元520年，北魏人口近3500萬，是西晉太康年間的翻倍。漢人農民大量加入北魏軍隊，打破了從前“鮮卑作戰、漢人種田”的分野。

當北魏繼承“漢制”的時候，東晉和南朝的“漢制”卻走向僵化。起于東漢的察舉制，產生了四世三公的經學門閥與盤根錯節的官僚豪族，轉到魏晉就發展為門閥政治。由于東晉政權的建立是靠世族支持，于是出現“王與馬，共天下”的場景。到東晉南朝時還產生了一個奇觀，雖然北方千萬流民南渡，雖然江南經濟依然繁榮，但“自孫吳至陳亡的六個王朝，在長達300年的時間內，江南戶籍上的戶口幾乎完全沒有増長”。因為這些人民都投奔了世族大戶成了“私屬”，沒在官府登記，朝廷一方面不掌握人口數字，一方面失去了更多稅賦。門閥政治倡導清談，產生了最優雅的魏晉風度和玄學思辨，社會衰頹與藝術高峰同時發生。

陳寅恪、錢穆都認為，之后的隋唐總體上繼承了北朝的政治制度與南朝禮樂文化。比起南朝的因循守舊，北朝的均田、府兵等制度創新更符合“漢制”大一統精神。

陳寅恪說，“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注入的與其說是人種，不如說是改革創新精神。

北朝對南朝的勝利，不是野蠻對文明的勝利，而是誰更能繼承大一統精神的勝利，是兼采胡漢的“新漢制”對僵化守成的“舊漢制”的勝利。同樣是世家大族，北方比南方更重現實政治能力，因為北朝大考百僚看實績。同樣是經學，北朝重實學，南朝重玄學。同樣是儒生，北朝大量用于朝堂與基層政權，南朝直到晚期才讓寒士當官為將。

南朝也并非一無是處，其發明的“三省六部制”原型為之后的隋唐所吸取。且東晉與南朝在大一統的理念上，也從未含糊過。東晉南朝272年里，北伐有10余次。從東晉的祖逖、庾亮、桓溫、謝安，到宋武帝劉裕劉義隆父子、梁武帝蕭衍、陳宣帝陳頊等。雖然都未成功，但誰也不敢宣布放棄。在華夏大地上，任何統治者，誰要放棄了大一統，就等于失去了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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