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年輕的時候就聽崔健這樣唱過,而20多年來,時代的節奏似乎從未放緩。也許,這個世界一直是動蕩多變的,只是今天全球化的浪潮吞沒了各種疏隔的屏障,讓人更真切地感受八面來風的沖擊,時而驚喜,時而驚慌。這是劉擎教授的感慨,相信你我都心有戚戚焉。
在今天的中國,幾乎所有公共問題都會引發爭議,而論辯常常讓人傾向以“鋒利”壓倒“思考”。但如何對待異己之見和論爭對手,才是對作者學識與品格的某種檢測。在第七季《奇葩說》中,以一句“人是目的而非工具”驚醒四座的劉擎教授,在走入大眾視野的同時,也將學院里的學術知識、思想帶入了公共討論中。而搭建象牙塔中的知識分子與公共領域大眾之間溝通對話的橋梁,正是劉擎走進《奇葩說》的原因之一。面對“下班后的工作消息要不要回”這一辯題,劉擎的一句“人是目的而非工具”讓這位曾經鮮有人關注的哲學教授走到大眾眼前,成為了“理想主義者”和“人間清醒”的代言人。
在《奇葩說》播出之前,劉擎最出圈的事情就是錄網課,講的還是小眾且冷門的西方現代思想?!镀孑庹f》之后,他身上多了一個標簽——“清醒的現代人”,受到許多年輕人追捧,開啟了從象牙塔走向大眾的“破圈”之旅。
怎樣才算清醒?
怎樣才算是“清醒”?劉擎給出了他的定義:“要能夠自覺,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雖說是定義,但也不給思想設限。
在《做一個清醒的現代人》中,劉擎結合歷史、文化、政治、哲學等眾多元素,將哲學的觀念引入對剖析社會事件,以求大眾在面對這個時代時,能夠辨析問題與觀念的來龍去脈,澄清我們的處境與自我理解,思考“人應當信奉什么”“應當怎樣生活”“如何理解和應對困境”等諸多問題。劉擎善于把淵博的知識和深刻的思考清晰明快、親切友好、情義滿滿地呈現給讀者。沒有居高臨下的訓導,只有真誠的智識邀約。他也被稱為是“中文世界公共寫作的典范。”
1963年出生的劉擎,是國內政治哲學領域的知名學者,現任華東師范大學紫江特聘教授,政治學系博士生導師。20多歲時,為了弄清“世界的本質究竟是什么”,他棄工從文,赴美留學,此后便一直在象牙塔里專注學術研究,被學者許紀霖稱為“中國知識界一個獨特的存在”。自2003年起,他每年年末都會撰寫一份西方思想界年度述評,備受學界關注,學者陳嘉映評價道:“國內沒有第二個人能夠寫出來。”
不思辨是當代年輕人焦慮的源頭之一
2020年,“可以,但沒必要”“大可不必”等一批充滿調侃意味的詞語爆紅網絡。雖說是調侃,但也代表了部分年輕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在人人都可以發聲的時代,不同的觀點沖擊交鋒,在“傷敵一千”的同時,也會“自損八百”。價值觀不斷被沖擊直至搖搖欲墜,是許多年輕人感到迷茫和失落的原因之一。劉擎在本書的自序中也說到這樣的情況:在新的地平線上,許多確定無疑“原本如此”的信念與感知,會遭遇到“為何如此”的疑問,或者“未必如此”的困惑,甚至“不必如此”的否定。如何刷新思考方式,在思想的湍急河流中站穩腳跟,擁抱更遙遠、廣闊的世界,學會思考和辨析就顯得尤為重要。
在劉擎看來,當下碎片化、短平快的信息傳播方式,讓大家沉湎于大量的、豐富的、有趣的資訊中,逐漸喪失了深度閱讀的能力,欠缺了很多長程的深入的思考,也就不容易建立起系統化的思考框架。所以在面對問題時,我們以為的“自己的答案”就總是在游蕩,會反復搖擺。
他曾在采訪中表示,面對一個問題,“思考與不思考的判斷會有不同。你去閱讀和探索,甚至哲學性地去思考之后,你會發現各種大問題都有不同的主張。”
而只有當具備了系統化的思想體系,在面對不同觀點的時候,才能有足夠的理由來應對這些不同觀點的質疑、批評和挑戰。無論堅持或改變自己的想法,都有足夠的理由,這才稱得上是具備了可持續的自主性。
流行并不注定流于膚淺
盡管在當下這個多元的社會中,要形成具有主體性的、內在統一的自我是非常困難的,但仍然有可能去接近這個目標。迷茫永遠不會消失。有一些迷茫和困惑不解是有意義的,因為它會驅動生命的不斷發展。
所以,劉擎給出的答案是:“做一個清醒的現代人,從明白自己是誰、自己在做什么,以及為什么會這么做開始,邁開腳步,打開思想,去接觸生活的更多可能,開墾屬于自己的領地,打破與現實生活之間的距離感,重獲嶄新的自我理解”。
劉擎在《做一個清醒的現代人》中的很多觀點,都能啟發我們以理性化的方式來探索世界和自己,比如:對于被知識精英階層批判的知識付費業務,他的看法是:“商業邏輯支持知識的大眾化,這既可能使知識‘庸俗化’,也會讓知識獲得強健的生命力。”
關于房地產問題,在書中,劉擎也嘗試超越經濟視野,從人文和社會視野去理解住房需求:“所謂剛性需求或者基本生存條件不只是物質性的,也和社會文化心態有關,剛性需求滲入了‘心性’的要素……為什么需要遠大于身體體積的居住空間?除了人的感官體驗,還有社會地位、身份認同和同伴期待等社會認知,文化和心態的要素。”
對于自身正在經歷的學者明星化,他則在書中引用哲學家馬庫斯·加布里埃爾的案例論證:“流行并不注定流于膚淺。嚴肅的哲學家依然可以吸引廣泛的讀者而無須變得圓滑或膚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