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打官司，為什么打官司，打官司需要哪些手續……這些曾經發生過的真實，在“戲說”中是找不到的。只有在司法檔案中，我們方能重新走進歷史深處。
在浙西南的山城龍泉市，一組1.7萬余卷、88萬余頁的“龍泉晚清民國司法檔案”(以下簡稱“龍泉司法檔案”)，記載了兩萬多個訴訟案件，時間跨度近一個世紀，是目前已知晚清民國時期保存最完整、數量最大的基層司法檔案文獻，已經入選《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
為了整理選編這批檔案，檔案人、學人、出版人進行了一場12年的接力，到2019年，國家出版基金重大項目《龍泉司法檔案選編》五輯96冊全部完成出版。
龍泉青瓷傳統燒制技藝和龍泉寶劍鍛制技藝都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前者還入選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有學者指出，“龍泉司法檔案”堪稱是這座山城的“第三件國寶”。
立嗣文書和大紅庚帖的歷史價值
龍泉市檔案館的306室，門楣上是“民國檔案庫房”六個紅色宋體字，門里則是一排十只手搖檔案密集柜。保管利用科科長章亞鵬搖動手柄，密集柜徐徐分開。“龍泉司法檔案”就存放在這里。
“室內溫度是14℃-24℃，可以有2攝氏度浮動，濕度是45%-60%，可以有5個百分點的浮動。”章亞鵬問記者，“是不是還有點氣味?聽說當時整理檔案時氣味還要濃，之前為了防蛀，灑過敵敵畏。”
在龍泉市檔案館的二樓，步入“龍泉司法檔案”的展廳，一件件檔案，定格了近代基層生活的一個個瞬間。
一張立嗣文書上說明，寡婦葉張氏雖有一子兩女，但是兒子去世后，只能過繼夫家侄子葉世根為繼子。“一切權益概嗣子所有”，出嫁的女兒不能繼承——這樣的規則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但是，文書見證人中，葉張氏的弟弟作為母舅，排名最靠前。至今，“娘親舅大”仍然是中國社會的傳統民俗，拜年先給娘舅拜，兄弟分家要娘舅主持。
一張大紅庚帖上，寫有未婚夫妻的生辰八字，互換后締結婚約，又經縣官批示“注銷”。
“傳統史學研究比較注重上層的國家治理，但是基層治理是怎么做的，基層生活是怎么樣的，這批檔案恰好能給我們提供明確的信息。”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包偉民曾經參與檔案編目整理，通覽各個時期的狀紙，他發現了一些有趣的變化，起初，狀紙上還普遍使用“號泣青天大老爺明鑒”，隨后出現的是“伏乞知事暨承審官俯賜”或“請求縣政府恩準(賜準)”，后期，狀紙的結尾則統一使用了“請求察核”“謹呈公鑒”等語句。
語氣的變化，正反映了當時司法制度的變革。我國古代一直延續行政與司法合一的制度，地方行政長官兼理司法，到了近代，司法機構才逐漸獨立出來。龍泉縣到1929年11月1日才正式成立法院，在此之前，浙江省一級已經單設的司法機關的發函對象仍然是龍泉縣政府。
“契約”和“契約精神”，現在被許多人時常掛在嘴上。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杜正貞在編纂檔案時，研究了當時的契約運行后發現，如果中間人離世，就會造成契約死無對證的狀態。“中國傳統的契約鑲嵌在具體而生動的社會關系中，一旦遠離了這個社會關系，不論是在空間上還是時間上，對契約的理解就存在風險。”
這樣的判斷，即使在今天，對于司法者來說，也不無裨益。
為地方文書檔案出版
發凡起例
2010年5月底，中國人民大學唐宋史研究中心成立，包偉民任中心主任。在中心成立的學術會議上，他向時任中華書局總編輯徐俊和書局歷史編輯室主任李靜介紹了“龍泉司法檔案”，探討能否在中華書局出版。
“進入新千年后，學術界在區域史研究方面形成了新趨勢。在這一輪學術新潮中，學者也關注地方檔案的新發現和新認識，像臺灣的淡新檔案、四川的南部縣衙檔案都很受關注。”中華書局執行董事徐俊回顧說，他們一直以跟進和服務于學術研究為職責，也很關心重要地方檔案的發現及研究狀況。
許多讀者了解中華書局，主要是它出版的點校本“二十四史”等大批傳世文獻。書局大眾圖書出版中心主任李靜則告訴記者，中華書局也一直在做許多出土文獻的整理出版工作，如著名的《尹灣漢墓簡牘》《天水放馬灘秦簡》等，因此，對此類文獻價值有自己的判斷。“2010年，我和同事羅丹妮來杭州了解浙大團隊的檔案整理編目工作，就感覺很有價值。”
2011年9月，“龍泉司法檔案”迎來了出版人。為了這部檔案早日面世，當地的檔案工作者和浙江大學的學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2012年3月，中華書局提出的《龍泉司法檔案選編》第一、二輯出版計劃被國家出版基金批準，得到資助，并列為重大項目。2017年2月，中華書局提出的《龍泉司法檔案選編》第三、四、五輯出版計劃被國家出版基金批準，再度得到資助，并列為重大項目。
《龍泉司法檔案選編》全書五輯96冊，共收錄案例343個。每一案例均由案件名稱、內容提要、檔案索引、圖錄四部分組成。中華書局歷史編輯室編輯李爽介紹說，整理之后，以案件為核心，以時間為脈絡，清晰地歸聚串聯起散布于不同卷宗中的各類文書，有利于研究者閱讀和使用。
“因為原始檔案是散亂而不成體系的，當時我們就考慮，可能同一時期留存下來的檔案，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因此應該找到適合它們的整理方法。”李靜說，中華書局和浙大雙方經過反復溝通，制定了非常詳細、多達數十頁的整理規范，可以說是把點校二十四史的精神，用到了整理“龍泉司法檔案”上。
擷取近代百年的一個個基層瞬間
“龍泉司法檔案”中的內容始于1851年，止于1949年，跨度99年，記錄的訴訟案件逾兩萬宗。
“那個年代中國還沒有檔案學，是‘有文必檔’，什么東西都往里面放。這有利有弊，雜是雜了一點，但是許多信息都能保存下來。”浙江省檔案局原副局長韓李敏說。
在這種情況下，用選編的形式進行整理出版更為合適。包偉民說，由于案例眾多，不少案情類似，可以從中選取典型性的案例，以案件類型的典型性、審判程序的完整性、時代的特殊性和整體的史料價值作為首要的選編因素。
這就需要編纂人員在明悉地方自然環境、歷史沿革、經濟狀況、人群組織、風俗習慣的基礎上，遴選充分展示社會變遷和基層司法細節的案件，且要兼顧文書的保存情況，付出的心血是巨大的。
“我和杜正貞都是兼職做‘龍泉司法檔案’的工作，特別是做《選編》的第一輯時，天天熬夜。”浙大歷史系副教授吳錚強回憶說，“直到浙大地方歷史文書編纂與研究中心成立后，傅俊等專職研究人員接手，我們才輕松了一些。”
“我高考的第一志愿是法學，可惜未能如愿，但是卻讓我遇到了‘龍泉司法檔案’。”李爽說，在《選編》第二輯編輯工作的沖刺階段，自己的夢境里都是一幅幅展開的文書。“這套書就像是鐫刻在我的生命里。”
2012年8月，《選編》首輯出版，2019年9月，《選編》五輯96冊全部出齊。北京大學教授、著名歷史學者、民俗學者趙世瑜表示，《選編》展現了變革時代的山區社會和人的生活世界，而對研究者來說，萬里長征才邁出了第一步。
杜正貞則告訴記者，這批檔案記錄的是清代的法律訴訟制度向近現代法律訴訟制度轉變的過程，對于現在的基層治理和法治建設，會有重要的借鑒作用。“歷史學要求我們以‘理解之同情’的態度來對待史料中的人和事，將它們置于那個時代的制度、經濟社會文化的背景中去理解，但是社會學和法學的解讀就可能不太一樣，所以我們希望有更多人來利用和研究這批檔案。學科和學者讀者的多樣性，才能帶來對其理解的完整性。”
和吳錚強一樣，傅俊的本行也是宋史。“我的本行是作南宋村落史研究，但是宋代留下的相關資料很少，而編纂這批檔案，能更貼近基層社會細節和日常狀態，幫助我認識和想象800年前的社會生活。”
而在龍泉，“龍泉司法檔案”仍靜靜地躺在檔案館的庫房里，等待著更多人來開掘。
龍泉市檔案局局長朱志偉說，如果它能再接再厲，入選《世界記憶亞太地區名錄》和《世界記憶遺產名錄》，作為一名老檔案人，心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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