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六年(1771)四月，文華殿大學士兼領兵部事、上書房總師傅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一代名臣尹繼善，病逝于京城(今北京老城區)。乾隆皇帝下旨，贈為“太保”,謚號“文端”，舉國庫銀5000兩，為之國葬,皇八子永璇(尹公之女嫁與皇八子為妃)前往祭奠。朝廷恩禮之隆,備極榮光，極為罕見。
兼攝九印 善政江南
尹繼善(1695-1771),字元長,晚年自號望山，章佳氏，鑲黃旗滿洲人。雍正元年(1723)進士，選為庶吉士，仕途的起點相當高。
雍正五年，赴廣東審理布政使按察使受賄案，開始嶄露出崢嶸頭角。第二年秋天，尹繼善以協理江南河務的身份，升為署理江蘇巡撫，次年改為實授。不到兩年，又署理兩江總督。從雍正六年到乾隆三十年(1765)交卸兩江總督，專任京官，尹繼善前后任封疆大吏38年，其中四任兩江總督長達23個年頭，最后一任為時長達12年，這是清朝地方官空前絕后的紀錄。據說尹繼善還曾在一個月中兼攝兩江(今江蘇、安徽、江西、上海區域)地方官的九顆大?。簝山偠?、江寧將軍、提督、江蘇巡撫、安徽巡撫、河政、漕政、上下兩江學政。九印彪列集一身。
尹繼善“清史留名”，不僅局限于四督兩江兼攝九印，更在于他在江南地方的幾番大作為，對地區經濟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尹繼善任江蘇巡撫時，正逢雍正皇帝清查地方賦稅拖欠。江蘇是全國首屈一指的賦稅重地，每畝田稅高出全國平均水平好幾倍，百姓負擔沉重，賦稅拖欠越積越多。尹繼善抵任之前，各地已在大張旗鼓地清查，涉案的百姓和官員不計其數。尹繼善到任后，給州縣地方三個月的查核時間，仔細核對錢糧底冊，將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1712-1726)間的實際虧空錢糧一千余萬兩查得清清楚楚，何項在官，何項在民，何項應征，何項應免，一一明晰在冊，據實奏報，由朝廷定奪。整個過程，沒有妄殺一人，未有冤枉牽連。清查結果報到朝廷，皇帝下令侵蝕自首者免罪，民欠則分年帶征。拖欠錢糧最多的地區，在尹繼善認真而適度清查后，得到了最為清澈的結果。
錢糧拖欠問題還不算大，而漕糧征收浮收勒收則是困擾民戶的大問題。征收漕糧時，各地均會在定額的加耗米之外征收附加銀，稱為“漕規費”。此費濫無節制，官府與民戶，納糧戶和運軍的矛盾沖突日益突出。尹繼善出任江蘇巡撫后，上疏嚴厲禁收漕規費，規定每石漕米征收六分的耗銀，一半給運軍，一半給州縣，如果多征，嚴懲不貸。這樣一來，運軍能夠確保運費開支，地方能夠確保征糧費用，長期殃民的漕弊得到厘清。
熟諳河務 體恤百姓
兩江地區尤其江蘇是水網地區，而淮徐一帶是黃河、淮河和運河之地，關系到地方經濟興衰和百姓生活，更與國家的漕運命脈息息相關。雍正七年，尹繼善任江南河道總督，皇帝命令開挖天然壩。恰好浙江總督李衛過清江浦，稱自己已面奏皇上：“黃河水淺，天然壩開固無妨。”尹繼善對其主張不以為然，堅持認為：夫治河之道，不在水之淺與不淺，只在底之深與不深。李衛不知底深而岸高，反以水小為河淺，此誠不諳河務之論也。草擬奏疏時，幕中賓客無不為其擔心，有人甚至打點行裝企圖開溜，但尹繼善不為所動。此事結果出乎意料，雍正一見此奏即贊賞不已，云：“卿有定見，朕復何憂，繼善治河，可謂不負朕之任用矣。”
乾隆八年，尹繼善出任兩江總督時，面臨江南水災，他親臨治河工地，詳細考察后力排眾議，采用康熙時河臣靳輔制定的治河條例和方法，天然壩、高郵三壩等一仍其舊，發揮作用，既避免了百姓無謂的興作，又安然度過了水災。后來，又開挖引河，使黃河水歸中流，借水刷沙。之后，他又興修江淮農田水利，淮揚徐海支干各河都得到了疏浚。河務專家嵇曾筠直到病危時還上密奏，稱道尹繼善才識敏練，熟諳河務。
尹繼善興利除弊，總以百姓利益為重。乾隆十六年(1751)，皇帝首次南巡，時任兩江總督黃廷桂，督責州縣官大事供張，民間攪擾得雞犬不寧。二十二年到三十年(1757~1765)間，尹繼善前后迎駕三次，供應照辦，盡量不驚動民間，百姓幾乎不知道有徭役之事。無論官員百姓，無不深服尹繼善的機敏能干和體恤百姓。每當災荒發生，尹繼善大力賑恤，親自擬定賑救辦法，嚴禁屬員侵蝕賑災物資，發布告示：倘不肖有司克賑肥家，一有見聞，斷不能幸逃法網。即本部堂稽察有所不到，吾知天理難容，子孫將求為餓殍而不可得。”希望地方官不要以身試法，也為子孫的福澤留點退路。
尹繼善出將入相，自奉卻一直極為節儉，對仆從的約束也始終嚴厲，他流轉過的衙署，政風清肅。數十年財賦之鄉的最高官員，得到的評價是：不侵官，不矯俗，不畜怨，不通苞苴，嚴肅傔從，所蒞肅然。他視江南如故鄉，渡黃河則心開，及乾隆三十年離任入閣，依依不舍，凄愴傷懷，先別棲霞，再辭蜀阜，凄然泣下。江南士民也環送悲號：公不能舍江南，猶江南人之不能舍公也。
尹繼善以其外圓內方、公正廉明的為人行事風格成就了一位治績斐然、百姓愛戴的兩江總督。
文采盛名 詩文流芳
雍乾時代，人文蔚起，各領風騷，點綴繁華。其時八旗子弟，經上百年文學熏陶，也翩翩然以斯文相尚。慈眉善目、方面大耳，待人和藹的尹繼善，“生平無他嗜，惟好吟詠”，是當時八旗文壇的領袖人物。論者稱繼善之詩：婉約恬雅而切近事情，深有思致。行間消蹈厲之心，言外得中和之氣。清詞麗句，雖專門名家自愧不如。
尹繼善自己好詩，其家庭也充滿濃郁的文化氣氛。鄂夫人“賢淑能詩”，長于應對”。諸公子也皆能詩，幼子慶蘭嘗作《螢窗異聞》，仿聊齋而不俗繁，頗為時人稱道。
東南文人薈萃，作為地方首長，尹繼善弘獎風流，愛才如命。其幕府招攬英才，名聲大著。在與尹繼善交往的東南文人中，袁枚無疑是過從最密的。二人性尚風雅，故仍彼此推崇，情誼深摯，袁枚詩文集中，關于尹氏父子的詩文多達二百余篇。
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帝撰《懷舊詩》，將尹繼善置于“五督臣”中，贊曰：八旗讀書人，繼善為巨率。政事既明練，性情復溫厚，所至皆妥帖，自是福星輳。溫厚、明練、妥帖、有福，這是乾隆皇帝對這位兩朝重臣中肯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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