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術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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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古人早就發現人體與自然的相通之處,并逐漸形成以天人合一為核心理念的傳統哲學、醫學思想。早在春秋時,莊子即提出“養生”的理念?!肚f子·養生主》認為,養生之道重在順應自然,不為外物所滯,從而提高精神境界,修養身心。后來,精、氣、神逐漸成為古代醫學史、思想史中的經典概念。道家將精、氣、神視為人溝通道、天、地的重要媒介。
清代桐城文學家戴名世較早將養生的“精氣神”概念用來闡發文學理論。戴名世認為,道家可以通過吐納、咀嚼來生養精、氣、神,三者同樣可以化用在文章寫作之中。他舉例說:“太史公纂《五帝本紀》,‘擇其言尤雅者’,此精之說也。蔡邕曰:‘練余心兮浸太清。’夫惟雅且清則精,精則糟粕、煨燼、塵垢、渣滓,與凡邪偽剽賊,皆刊削而靡存,夫如是之謂精也。”他并不迷信方術,而是嘗試借用這一話語來提高文章境界:“今夫神仙之事,荒忽誕漫不可信,得其術而以用之于文章,亦足以脫塵埃而游乎物外矣。”戴名世于清初聲名頗著,對桐城派宗師方苞、劉大櫆、姚鼐等人影響甚巨。我們不難發現,從戴名世的“精、氣、神”到劉大櫆的“神氣、音節、字句”,再到姚鼐的“神、理、氣、味、格、律、聲、色”之間的傳承脈絡。
姚鼐亦通養生醫術,他在《醫方捷訣序》中說:“余少有羸疾,竊好醫藥養身之術。”他在寫給友人陳用光的信札中,強調養生對詩文寫作的作用:“欲得筆勢痛快,一在力學古人,一在涵養胸趣,夫心靜則氣自生矣。”姚鼐從內外兩方面闡釋提高文學創作水平的途徑:從外而言,要學習前人的優長;從內而言,要涵養胸中意趣。“涵養胸趣”就與養生有直接聯系。
他特地指出,心靜則能養氣,這里的“氣”兼具文章之氣與生命之氣兩層含義。另一位桐城派名家方東樹極為推崇戴、方、劉、姚等前賢,他也非常重視詩文中的“精氣神”。他說:“詩文者,生氣也。若滿紙如剪彩雕刻無生氣,乃應試館閣體耳。”在前人基礎上,方東樹進一步強調詩文須有活生生的“氣”,即文學作品要像人一樣具有生機和活力。沒有活力的文學作品“句法不成就,則隨手砌湊,軟弱平緩,神不旺,氣不壯,無雄奇杰特”,無不是從此視角進行闡釋。今人王水香、陳慶元《古典文學與中醫學》明確指出:“中醫學認為‘氣’是人的生命機能的源泉,‘氣’表現為人的生命及其生機活力,氣盛則體壯,功能健旺,精力充沛,生機勃勃。”結合方東樹“神不旺,氣不壯”的論斷,其文學理論受到養生思想的影響不言而喻。
此外,方東樹提出“汁漿”的概念,他說:“汁漿起棱,不止一處,愈多愈妙,段段有之乃妙。”所謂“汁漿”,研究者大多只探討其文學含義,對其來源卻鮮有揭示。結合方東樹的宋學師法,其學術淵源可能來自朱熹,《朱子語類》說:“如公看《詩》,只是識得個模像如此,他里面好處,全不見得。自家此心都不曾與他相黏,所以眊燥,無汁漿。如人開溝而無水,如此讀得何益!”朱熹批評后人學《詩經》只是表面功夫,不能吟哦諷詠,入心入情,便不知好處。
但方東樹詩論中的“汁漿”來源,似又不止于此。中醫上亦有“汁漿”的用法。方東樹說,“汁漿存乎讀書多,材料富”,又說,“汁漿起棱,不止一處,愈多愈妙,段段有之乃妙。題后墊襯出汁起棱更妙”。前句指出“汁漿”來自學養積蓄,后句強調“汁漿”能通過某種手段萃取而出。方東樹以“汁漿”論詩的方式影響后世,黃遵憲《人境廬詩草》中有:“其音節之古,色澤之濃,氣格之高,非將《離騷》、漢、魏古樂府諸作,咬出汁漿,灌入肺腑,不能有此古艷”。
以文養人
在古人心中,養生思想能化入文學理論,反之,文學閱讀同樣也能有益身心,符合養生之道。文學史上不乏例證,西晉摯虞就指出枚乘《七發》中借文學療病的過程:“《七發》造于枚乘,借吳楚以為客主……陳圣人辯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三國時曹操頭風發作,臥讀陳琳檄文,竟然驚出一身冷汗,翕然而起,頭風頓愈。“詩圣”杜甫也有以詩療病的典故:“客有病瘧者,甫曰:‘誦吾詩可療之’,果然。”清人張潮甚至創作了一篇《書本草》的趣文,認為經史子集皆有藥效。這些記載中自然有些夸大的成分,但文學閱讀通過震動心靈,激發身體反應,或轉移注意力來緩解病痛,應有其作用機制。
桐城派諸家秉承程朱理學,在親身實踐中發現文學閱讀的養生價值。方苞認為可“以經養生”,他在《與沈畹叔尺牘》中說:“讀書人心血不足,易至羸弱。退之云:‘先理其心,小小病自當不至。’愚雖一生在憂思疾痛中,惟時時默誦諸經,亦養心衛生之術也。”閱讀經典能滋養心靈、衛護生命,這與張潮《書本草》的說法相仿:“《四書》……俱性平,味甘,無毒,服之清心益智,寡嗜欲。久服令人睟面盎背,心寬體胖。”文人奉儒家經籍為圭臬,甚至認為其中有感天動地的神奇作用。
姚鼐認同方苞的觀點,他對次子姚師古勸誡道:“汝身子即不健,不必銳意作時文,卻不可不讀經書……讀書以明理,則非如做時文有口氣,枯索等題,使天資魯鈍之人無從著手,以致勞心生病……汝但宜時以此意以讀書向道,為養病之法則。”姚鼐深知科舉考試的艱難,天資駑鈍之人冥思苦想反而耗費精力,以致頭痛胸悶,久而成疾。但考試不是讀書學習的唯一目的,拋卻功利因素,讀書的真正價值是使人明白事理,養成良好的人生觀、價值觀,從而達到“養病”的作用。
姚鼐在《與鮑雙五》信札中又說:“獨聞令郎之疾,令人耿耿,今獲痊不?其癥為癡耶,狂耶?……勸之尋閱佛書,與佳僧談論,勝于服藥,此急救心火妙方也。”中醫認為人性癡狂,多因心火亂神,須去火靜心,無獨有偶,張潮《書本草》中也說:“釋藏……性大寒,味淡,有毒,不可服,服之令人身心俱冷。唯熱中者宜用,胸有磊塊者服之亦能消導,忌酒,與茶相宜。”這里姚鼐談及閱讀佛經輔助治療的用意即在于此。
晚清時的桐城派名士姚永概亦曉醫術,在日記中記錄了閱讀養生的體會,甲申年(1884)四月二十七日:
……近來昏氣太重,功課疏散,此身蕩蕩如無歸著?;貞浌镂炊针m專習制藝,而心頗定,間看名儒語錄數頁,便覺意味深長,浩然無際,今此樂不嘗者年余矣。主人翁昏昏憒憒,能無懼耶?予嘗秋冬涼冷覺心定氣平,讀書易人;當春夏則神氣飛揚,讀書皆不著痛癢,胸中毫無一點書卷味,只覺忽忽不樂而已。因思此亦是少學問之故。
甲申年(1884)十月二十二日:
……連日胸中以疾病事加以理家政米鹽瑣碎,頗覺轇轕不寧。今日讀朱子書與前數日讀《近思錄》時,皆覺甚有靜趣,然冊子放下,書味復杳然矣。
由上可見,文學閱讀不僅具備“腹有詩書氣自華”的涵養心性功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養生治病。我們不必夸大其作用,但也應看到其對心理與生理的積極意義。
桐城派文人將養生思想與文學理論貫通起來,雖有欠科學之處,但我們不難發現,其中體現了古人天人合一、返璞歸真的哲學精神,暗含儒釋道文化的交融,反映出桐城派融匯通達、求新求變的思想,從一個側面可以觀照“文學即人學”經典命題的價值內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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